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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圓明園遺址被列為北京市級文物保護單位，1988年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0年，圓明園管理處統計的結果顯示，園內有7個生產隊，270戶、2000多口人形成20多個聚居點。而《北京日報》在報道圓明園時，除大標題以外，正文中全寫成了“元明園”。

1981年，來自臺灣的學者汪榮祖站在圓明園這個舊時帝國的中樞，“在山澤之間找不到一處地方，可以看出這是由一百五十個精心設計的景點所組成的巨大宮苑”。

此后，汪榮祖就各處查找與圓明園有關的點滴。他的資料搜集工作一直做到1991年，覺得有了足夠的信心，才著手撰寫《追尋消失的圓明園》。

如果說隔海關注的汪榮祖是近親，那么北京社科院研究員魏開肇就是圓明園的近鄰了。他在圓明園附園住了38年。

每次到圓明園散步，魏開肇都滿懷愁緒：前湖和外朝區，本是正大光明、勤政親賢殿，九州清晏以及長春仙館遺址。現在前湖南岸卻是殘破的煤廠工棚和土堆、煤堆。煤廠東邊的正大光明殿則是一大片雜亂無章、專供外來人口居住的簡易平房。煤廠西面是一堆生活廢棄物。

“在安佑宮正殿基址北面是殘存的一些曾經培植過蘑菇的塑料棚和地坑。基址南面是一處地地道道的糞場，上面還晾著大片糞干，基址西南面是一排排豬圈，還有一座兩層樓的工廠，松林中的人糞人尿、豬圈里的豬糞尿，糞場上的糞干，把整個安佑宮地段弄得糞跡遍地、臭氣熏天。”(魏開肇《必須盡快修復圓明園》)

圓明園東北部從前供皇帝和家人看戲的娛樂的場所“坐石臨流”，到了1980年代成了一個建筑垃圾場，碎磚石和水泥渣層層堆放；皇家的“同樂園”成為“海淀區民兵干部教員培訓中心”。

圓明園的破壞畢竟是幾代人共同完成的。前幾代人的墳頭就在后湖北岸的上下天光、慈云普護、碧桐書院三個景點的山巔，乾隆抒發“凌空俯瞰，一碧萬頃，不啻胸吞云夢”情懷的勝境變成了亂墳崗。

 重新被記起

1989年秋天，26歲的上海青年郭新平辭去畫廊顧問的工作，在正對著北京大學西門的婁斗橋5號租了一間8平方米的小屋，開始了職業畫家的生涯。從這里向北不遠就是圓明園廢墟。作品越來越多，小屋里放不下。第二年，他在一路之隔的福緣門村花200塊租了200平方米的小院，把工作和生活分開。

福緣門村位于圓明園南面，一排排的紅磚房，80%的房子都出租。像郭新平這樣在福緣門村租房的，還有八九個人。福緣門村聲勢浩大的時候，進駐了200多位畫家，使福緣門村成為西方前衛藝術尋訪者考察中國當代藝術的必訪之地。

他們是改革開放后第一波脫離了體制的自由藝術家。那時，郭新平曾經窮得沒了飯錢，就在寫生時從南方帶來的一麻袋木瓢上做畫，用瓢換大白菜。木瓢的結構就像他用來形容世界的構成的“一”和“零”，后來他改名“伊靈”。

畫家們從圓明園北墻的鐵絲網中鉆進園子，在廢墟上寫生、散步，就像在自己的后院兒。他們聚在院子里聊天，屁股下面坐的是雕著西洋圖案的圓明園漢白玉石墩，面前當成飯桌的臺子就是雕花長柱。在村莊里，不光人生活在文物中間，就連豬都享用圓明園石刻石料圍成的豬圈。

隨著“圓明園畫家村”在西方藝術界知名度的提高，無論媒體還是畫家，在談及這個問題時，都容貌莊重起來，各種意義也隨之而來。

1992年5月24日，中國青年報上《圓明園廢墟上的藝術村落》一文的發表，才將廢墟與愛國緊密聯系在一起。 畫家村在媒體以及讀者的眼里成為了文化標桿，“將圓明園廢墟作為某種象征，包涵了文化復興的宏愿”(楊衛：《歷史的后花園》序)。圓明園在隨后的幾年里，隨著媒體上各種爭論，逐漸成為一個熱詞，時不時地被熱炒一次，并更深一步地進入中國人的心靈。

1995年，畫家們被當作外來人口遷出西村。圍繞圓明園的各種爭論——愛國主義、國恥、雪恥、民族象征、歷史意義，都在全國媒體沸沸揚揚地爭辯或統一過認識，但是作為“真身”的圓明園，還承受著各種污染和喧囂。

1998年，當魏開肇在6月17日中國文物學會、北京市政協聯合舉辦的“圓明園論壇”學術研討會上公布西園糞場和煤廠的現狀時，還有學者認為，紀念圓明園就要保持它的荒廢現狀。也正是這次大爭辯，才在各種不同的媒體上，把圓明園真正帶入中國人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