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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官意志過強導致“政績規劃”

　　記者發現，時下，在一些城市，不具備相關專業素養的市長儼然變成了“首席規劃師”。有關專家指出，權力凌駕于科學之上，地方決策者的長官意志過強，導致“城市發展觀”出現偏差，形成所謂的“政績規劃”，是當前規劃浪費的關鍵原因。

　　東南大學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段進教授認為，城市規劃容易出政績，政績驅動型的規劃又難免不科學，由此造成的浪費比建設中的浪費要大得多。一些地方決策者也想把城市經營好，但其發展觀、政績觀出現偏差，對城市的性質、功能定位、發展目標等存在認識誤區，貪大求洋，而對城市的品質、品位以及市民的舒適度缺乏應有考慮。

　　為了追求政績，許多地方不顧實際盲目跟風嚴重。段進介紹說，規劃領域在全國范圍內已先后經歷了幾次跟風。一開始是搞開發區，一哄而上；接著搞大廣場、大草坪，互相攀比；后來又搞大學城，大中城市都上馬；再后來就搞國際化大都市，紛紛喊出豪言壯語；后來又搞CBD，連中小城市都在跟風，有的小縣城規劃CBD動輒就搞一兩個平方公里，而國外真正國際化大都市的CBD也不過三四平方公里。前段時間流行玻璃幕墻，一些日照強烈的城市也在跟風，帶來很多光污染。眼下又開始流行城市生態區建設，一挖幾個平方公里的水面，號稱“水生態”，其實很多地方是不切合實際的，完全沒有必要。

　　在一些城市，城市規劃猶如某些領導手里的橡皮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一些地方政府領導為了追求政績，盲目擴大城市規模，急功近利，造就了諸多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短命工程”，甚至出現邊規劃、邊設計、邊施工的“三邊工程”。段進為此深感痛心：“這樣單純為了政績而出臺的規劃怎么可能會符合科學發展觀呢？而且，把每個城市都弄得千篇一律，缺乏個性，難以做到因地制宜，從而造成了巨大浪費！”

　　地方利益驅動導致“商人規劃”

　　一些地方迫于城市發展和市場競爭的雙重壓力，再加上利益驅動，一味遷就投資商、開發商，不惜降低規劃門檻甚至犧牲規劃來換取引資，任由開發商左右城市規劃，這是造成規劃浪費的又一大原因。

　　隸屬中治集團的國家一級注冊建筑師徐祖麒認為，某些地方政府以及相關部門為一時的GDP千方百計地迎合開發商，甚至出于私人利益考慮與開發商沆瀣一氣，導致招商引資和城市開發缺乏統一規劃。“一些地方哪塊地可以拿出來開發是由開發商說了算，一些地方的工業用地和居住用地混在一起，有的高污染企業甚至就建在兩個別墅區之間，把城市面貌搞得亂七八糟，城市功能也紊亂不堪，如此怎能保證規劃的科學性？”徐祖麒說。

　　東南大學建筑學院周琦教授說，因規劃布局不合理造成巨大浪費早有教訓，上世紀80年代的長三角地區以及現在中西部不少地方，為經濟發展在短期內提速而降低規劃紅線、忽視產業布局，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企業紛至沓來，看似解決了就業，拉動了市場，但等到企業要轉型升級、合并淘汰時，卻又帶來了難以估價的經濟損失。

　　2004年，臺灣一家大型開發公司到某市考察投資，當地政府承諾“要哪塊地都可以給”。公司老總卻尋思：地方重視倒是重視，但也說明這里容易“朝規夕改”，讓人不放心。后來這位臺商最終選擇在蘇州工業園區投資開發，他認為這里講規矩、重規劃，值得信賴。

　　盲目崇洋思想導致“過度規劃”

　　在規劃領域，崇洋的思想作祟，信奉“外來和尚會念經”，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規劃浪費。

　　當前國內不少城市幾乎成了外國建筑師的“試驗場”，由他們主導的一些標志性建筑至今仍存在爭議。武漢大學城市設計學院院長張在元教授曾表示，國內規劃領域有個奇怪現象，一些地方凡是重大規劃動不動就要舉行國際性的招標會，這本身沒有什么問題，但是有的地方僅僅是把“有外國人參加”當作基本要求。為此還曾鬧出笑話：一家外國規劃設計公司受邀參加一個規劃評審會，會上發現該公司派出的一名參會人員竟然對規劃一問三不知。原來他是這家外國公司從大學“租用”的留學生，單純出來撐場面。

　　段進說，國外建筑師不熟悉國內各地的具體情況，大都迎合地方決策者的口味。比如景觀設計，我們崇尚的是尊重自然，而外國公司可能會花很多錢玩噱頭，搞“過度設計”，大量使用昂貴的花崗巖、大理石，搞豪華噴泉、華麗燈具等，看起來是富麗堂皇，實際上鋪張浪費，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生態環境，變相造成浪費。

　　法制意識缺失導致“隨意規劃”

　　由于缺乏法制保障，規劃變動的隨意性太大，一任領導一個規劃，也是導致規劃浪費的一大“禍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林家彬認為，我國城市規劃正面臨的一大困境就是城市規劃科學性很難保證，特別是對政府作用和市場功能的模糊界定阻礙了城市發展，在城市建設中的公眾參與機制不夠完善，導致審批程序與實效性存在矛盾。

　　段進指出，城鄉規劃法的出臺，可以說從法制層面上有了遏制規劃隨意性的抓手，但一些地方決策者“把規劃當政績”的觀念還根深蒂固。每個領導都想有所建樹，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在城市建設上尋求突破。幾乎每個領導上臺，都要有重大的城市發展結構調整，久而久之，就會引發浪費。換一任領導就變一次規劃，今天決定城市重心向南邊發展，明天又說要向北擴張，規劃一變，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方向就跟著變，帶來的浪費就不可避免。

　　他分析說：“國外很多城市的發展規劃數百年沒有大的改變，這一方面是因為當初的規劃設計科學，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即執行嚴格，保障了規劃的嚴肅性。比如美國的華盛頓，200多年都沒有大變動，一直按照城市的中軸線在發展，荷蘭阿姆斯特丹等城市也是這樣。這些城市給人的感覺很協調，古老與現代巧妙融合，層次分明。而國內不少地方，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像交通擁擠，今天建高架橋，明天改地下隧道，重復建設，勞民傷財。”本刊記者王駿勇戴勁松 何豐倫

　　一方面，當前國內許多城市的規劃浪費正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另一方面則是與規劃浪費密切相關的腐敗官員相繼浮出水面。無論是眾多投入使用時間不長就推倒重來的建筑項目，還是近幾年來連續爆出“規劃腐敗窩案”的現狀，無疑都在敲響警鐘：要切實推動一個城市的科學發展，就必須從制度上逐步完善，以建立確保城市規劃嚴格遵守和依法執行的“防火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