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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欣淼，漢族，陜西省澄城縣人，1947年10月生，西北大學黨政專修科畢業。2002年9月任文化部副部長、文化部黨組成員，故宮博物院院長；2003年9月兼任故宮博物院黨委書記。在文化理論研究、政策科學研究、魯迅思想研究方面，有4部學術專著出版，并發表50余篇論文，還有2部詩詞集問世。

　　紫禁城是明清兩朝沿用500年的皇宮，1952年辟為博物院，它的奧秘才得以向世人公開。它以輝煌的建筑和文物史跡吸引著眾多的游客，198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其確定為人類文化遺產。

　　故宮是什么？是紫禁城，是皇室藏品，是曾在這里發生過的人和事，也是這幾方面所組成的文化整體。故宮有著非同尋常的價值以及特殊的地位。認識了它的價值及地位，才能說了解了故宮，也才能明確故宮在當代的意義。

　　故宮價值認識的四個階段

　　故宮的價值是客觀存在的，但對它的認識是一個不斷深入研究的過程。80多年來，對故宮的認識經過了四個階段。

　　（一）作為皇宮的故宮（1911年以前）

　　故宮是明清兩代的皇宮，又叫紫禁城，中間雖經多次重修和擴建，但仍保持了初時的格局。從1420年建成至1911年清朝統治結束，491年間先后有24位皇帝在此居住并執政。

　　皇宮是封建帝王發布政令的統治中心和豪華生活、奢侈享受的所在，因此總是力求宏大壯麗。西漢初年，天下還未定，蕭何便大發民役營作未央宮，“壯甚”，漢高祖劉邦以為過度，怒責蕭何，蕭何回答說：“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后世有以加也。”劉邦聽了大悅。因此，宮殿營造的指導思想是儒家禮制，是尊卑貴賤的等級制度，它鮮明地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注重鞏固人間社會政治秩序，特別是體現統治者的權威與財富，也象征著封建王朝的強大。唐初駱賓王有詩說：“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不睹皇居壯，安知天子尊？”“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王維的詩句，使人們感受到唐代大明宮早朝時的莊嚴、帝王的尊貴以及唐王朝的威儀。

　　宮殿是中國古代建筑中發展最為成熟、成就最高、規模最大的一類建筑，故宮則是歷代宮殿建筑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國古代宮城發展史上現存的唯一實例和最高典范。故宮城墻以內的面積達到72萬平方米，現存建筑面積16.7萬平方米。紫禁城蘊含著深刻的政治、文化意義，體現了“皇權至上”的倫理思想。它的規劃設計是附會封建宗法禮制的，繼承了傳統的宮城、內城、外城的三重城制度，居都城中央。有大明門、天安門、端門、午門、太和門、太和殿、中和殿、乾清門、乾清宮等五門三殿。明代三大殿等南部建筑為“外朝”，以北建筑為“內廷”，乾清門內及乾清宮之廷為“燕朝”，也就是所謂的“寢”。總體規劃布局仍可見“五門三朝”、“前朝后寢”、“左祖（太廟）右社（社稷壇）”，體現儒家的理想和封建禮制。傳統的陰陽五行學說在紫禁城建筑中也得到運用。

　　如果說，秦漢宮殿主要是通過高臺建筑形式追求“非壯麗無以重威”；那么隋唐宋元以來，則通過縱向排列，從空間序列上取得整齊、莊重、威嚴的藝術效果；而紫禁城正是將以往的實踐經驗兼收并蓄，成為我國封建社會后期宮殿建筑的典范。在建筑布局上，故宮強調所謂“中正無邪”，即中軸對稱的方式，從永定門開始，經前門、天安門、端門、午門、太和殿、景山、地安門、鼓樓、鐘樓，北京城市和皇家建筑形成一條長約8公里的中軸線。故宮在這條中軸線的中部，其中最重要的建筑外朝三殿和內廷三殿都座落在這條中軸線上，其余建筑則對稱布置左右，形成強烈的反差與對比。同時以層層推進、步步深入的手法，給人以深遠、悠長之感。太和殿是整個宮殿建筑的中心，它不僅占據了最主要的建筑空間，而且在布局和建筑上還調動了種種手段來襯托它，集中體現了皇帝至高無上的封建威權，“非壯麗無以重威”在此得到絕好的印證。

　　故宮修成后，當時的文淵閣大學士金幼孜作了《皇都大一統賦》稱頌：“萃四海之良材，伐南山之巨石”；“以相以度，以構宮室。棟宇崇崇，檐楹秩秩。以蓋以覆，陶冶埏埴。以繪以圖，黝堊丹漆。煥五彩之輝煌，作九重之嚴密。”“超凌氛埃，壯觀宇宙。規模恢廓，次第畢就。奉天屹乎其前，謹身儼乎其后。惟華蓋之在中，竦摩空之偉構。文華翼其在左，武英峙其在右。乾清并耀于坤寧，大善齊輝于仁壽。”“左祖右社，蔚乎穹窿；有壇有廟，有寢有宮。”

　　作為皇宮的故宮，是皇權的象征，是封建王朝的中樞所在地，成為鮮明的政治符號，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它莊嚴、肅穆，也充滿神秘感。

　　（二）作為博物院的故宮（1925年以后）

　　故宮博物院的創立，具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是民主革命的又一勝利，是對復辟勢力的一次致命打擊；其二是我國文化藝術史上的一個偉大業績。

　　辛亥革命結束了滿清的統治，根據《清室優待條件》，溥儀還暫居紫禁城內廷，這一住就是十三年。不僅大清皇帝“尊號”仍存，且繼續使用宣統年號，并享受中華民國對待外國君主之禮遇。遜清皇室在北洋政府的庇護下，不斷進行與民國政府法令相抵觸的活動。1917年張勛復辟破壞共和的鬧劇，便是其中的一幕。1924年9月的第二次直奉戰爭中，愛國將領馮玉祥發動震驚中外的“北京政變”，修正《清室優待條件》，驅逐溥儀出宮，完成了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事業。接著成立“清室善后委員會”，負責清理清室公產、私產及一切善后事宜，成立圖書、博物館籌備會。在點查過程中，清室遺老及保皇懷舊軍閥、官員的阻撓與破壞從未停止。發現的溥儀與內務府大臣金梁、保皇派頭子康有為的密謀復辟的往來信件，使人們進一步看清，馮玉祥將軍驅逐溥儀出宮是正確的，因為只要溥儀還住在清宮內廷，遜清遺老、舊臣和保皇黨人就斷不了復辟的念頭。鑒于當時的緊迫形勢，善后委員會認為，應迅速成立博物院，使清宮善后之事成為公開局面，才能杜絕清室方面的復辟妄想。根據圖書、博物館籌備會完成的籌備工作，善后委員會決定于1925年10月10日舉行故宮博物院成立典禮。10月10日是中華民國的國慶日，這當然是頗有用意的。在成立大會上，曾任攝政內閣總理的黃郛致詞說：“今日開院為雙十節，此后是日為國慶與博物院之兩層紀念；如有破壞博物院者，即為破壞民國之佳節。吾人宜共保衛之。”執行驅逐溥儀出宮的警衛司令鹿鐘麟說：“大家都聽過‘逼宮’這出戲，人們也指我去年所作之事為‘逼宮’。但彼之‘逼宮’為升官發財，或為作皇帝，我乃為民國而‘逼宮’，為公而‘逼宮’。”人們在講話中一再強調在這一天成立故宮博物院的深意。把博物院與民國等同起來，既說明博物院的意義重大，也表示了要象保護民國一樣保護博物院的決心。

　　博物館是以文化教育為目的，收藏、研究、展示和保存實物的機構。19世紀下半葉在洋務運動、維新運動中，有識之士不斷提倡引進西方類型的現代博物館，作為“開民智”的重要措施。由于辦博物館被視為“新政”之一端，遭到清政府的反對。故宮博物院的成立，將紫禁城這座昔日帝王居住的宮苑禁區，變為平民百姓可以自由參觀的場所；將作為君主法統象征和僅供皇帝觀賞享用的珍貴文物，變為全民族的共有財富。故宮博物院成立時，就制定了《故宮博物院臨時理事會章程》。1928年，國民政府頒布了《故宮博物院組織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有關博物館的法律，后來又頒布了《中華民國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條例》。這兩份文件在故宮博物院的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標志著博物院已由草創走向成熟，也是中國博物館事業走上正軌的開端。

　　故宮博物院以其宏偉壯麗的宮殿建筑和精美絕倫的古代藝術珍品名揚海內外。但是，由于故宮博物院是在反對帝制復辟的背景下成立的，反對封建主義又是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務。因此，如何在反對封建主義的同時，保護好歷史文化遺產，就是需要正確認識和處理的一個問題。在一個較長時期，故宮博物院被定為藝術類博物館，人們相對重視的是故宮的藝術品。故宮古建筑，因是封建帝王的皇宮，雖然在維修保護上作了很大努力，但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對于文物藏品，看重的是傳統的銅、瓷、書、畫等，不少宮廷遺物被當作非文物作了簡單處理，例如處理宗教畫；拆毀乾隆年制的八旗甲胄賣銅釘、革；而清代2萬多幅帝后書畫作品，也是沒有當作文物對待的。為了適應展覽需要，或因其它原因，撤除一些殿堂的原裝陳設或改造其內部格局，例如皇極殿、奉先殿的室內原狀陳設被撤除并處理給另外的文物單位，乾清宮東西側的端凝殿、懋勤殿、上書房、南書房等地方的室內原狀皆被拆除等。1959年，更有人提出故宮“地廣人稀，封建落后”，要對它進行改造。在處理反封建與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關系上，是有教訓的。

　　（三）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故宮（1987年以后）

　　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法國巴黎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確定為了人類的今天和未來，將世界范圍內被認為具有突出和普遍價值的文物古跡和自然景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以確保遺產的價值能永續保存下去。公約規定，對于世界遺產，整個國際社會都有責任予以保護。1987年，故宮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世界遺產組織對故宮的評價是：“紫禁城是中國五個多世紀以來的最高權力中心，它以園林景觀和容納了家具及工藝品的9000個房間的龐大建筑群，成為明清時代中國文明無價的歷史見證。”

　　故宮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使人們對故宮古建筑價值的認識有了深化。建筑是人類歷史文化的紀念碑，偉大的建筑往往成為一個城市、一個民族，甚至一個國家的象征物。故宮就是這樣的象征物，故宮不只是宏偉的古建筑，還包括珍藏其間的文物精品，它們聯結在一起，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個載體與中華文明成就的一個標志。故宮所代表的是已經成為歷史的文化，而且有著宮廷文化的外殼，同時它卻代表了當時的主流文化，經過了長時期的歷史篩選和積累，當然不能簡單用“封建落后”來概括。故宮和博物院不是毫不相干或對立的，而是有機的統一，相得益彰。把它們結合起來，就可看到，故宮博物院是世界上極少數同時具備藝術博物館、建筑博物館、歷史博物館、宮廷文化博物館等特色，并且符合國際公認的“原址保護”、“原狀陳列”基本原則的博物館和文化遺產。世界文化遺產的基本精神是文化的多樣性，從世界文化遺產的角度，人們努力挖掘和認識故宮具有的突出的和普世的價值。

　　“文化遺產”觀念的引入，突破了傳統的“文物”觀念的局限性，強化著遺產的環境意識、共享意識，以及全社會都必須承擔管理和保護的理念，促使人們從“大故宮”的觀念來看待故宮保護。這在故宮保護中得到了充分體現。不僅要保護故宮本身，還要保護它的環境。過去只重視對故宮本身的保護，后來認識到與皇宮連在一起的護城河也是皇宮的當然組成部分，必須治理，于是就有了20世紀90年代投資6億元人民幣、費時三年的護城河治理，改變了長期存在的臟、亂、差面貌。根據世界遺產委員會的要求，在文化遺產地的周邊必須劃定“緩沖區”，以保護其周邊原有的歷史風貌和環境。2005年故宮緩沖區方案確定，總面積達到1463公頃。這一方案的實施，將使故宮外圍環境傳統風貌的歷史真實性得到有效保護。北京舊城是以故宮為中心規劃發展起來的，人們更認識到，北京舊城的整體保護必須重視作為中心區域的故宮的保護。這種不斷提升的文物保護意識與理念有力地推動著故宮的整體保護。

　　故宮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對它的保護提到了重要的議事日程。2002年10月17日開始的故宮百年來的大規模修繕，引起海內外的高度關注。這次維修，通過保護故宮整體布局、徹底整治故宮內外環境、保護故宮文物建筑、系統改善和配置基礎設施、合理安排文物建筑的使用功能、提高文物展陳藝術品味與改善文物展陳環境等“完整保護、整體維修”的五大任務，使故宮重現盛世莊嚴、肅穆、輝煌的原貌。故宮維修堅持祛病延年、最少干預、最大限度地保存故宮古建筑真實性和完整性的原則。從世界遺產的高度，故宮修繕工程既是保護我國珍貴的文化遺產，也是履行我國對國際社會的莊嚴承諾，它的根本意義在于實現人類文明延續和可持續發展。世界遺產事業所倡導的是由各國政府保護文化的多樣性。故宮修繕所秉持的保護理念及修繕中所堅持的具有中國傳統特色，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技術與做法，不但對國內，而且也對國際世界遺產保護理論作出了應有的貢獻。2007年5月，在北京召開的“東亞地區文物建筑保護理念與實踐國際研討會”通過的《北京文件》，對中國遺產保護的政策和原則給予很高評價，對故宮等世界遺產地的修繕給予充分的肯定，這是對不同文化背景的世界遺產及其特色的保護方式的尊重。

　　（四）故宮學視野下的故宮（2003年以來）

　　故宮學是故宮博物院于2003年提出的，它是以故宮及其豐富收藏為研究對象的一門科學。故宮學研究主要包括紫禁城宮殿建筑群、文物典藏、宮廷歷史文化遺存、明清檔案、清宮典籍及故宮博物院的歷史六個方面，有著豐富深邃的學科內涵。故宮文化是以皇帝、皇權、皇宮為核心的皇家文化。從反映皇家文化的特點來劃分故宮學有狹、廣兩義。狹義的故宮學是人文科學的一門獨立學科，廣義的故宮學則是一門知識和學問的集合。長達80年的有關故宮的實踐和研究成果是故宮學的基礎，故宮學的提出并確立將使其研究進入自覺階段，從整體上提高故宮學研究的水平。故宮學體現出的故宮博物院對傳承弘揚中華文明的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和自覺性，它倡導的“故宮在中國、故宮學在世界”理念所蘊含的開放的工作思路、自覺的創新意識，不僅引領著故宮學術研究從自發走向自覺、積極規劃故宮的學術前景、提高故宮的學術影響力和學術地位，更為故宮保護和博物館建設事業提供了理論的指導。

　　從故宮學的視野看待故宮，不僅認識到故宮古建筑、宮廷文物珍藏的重要價值，而且看到宮廷歷史遺存有著同樣重要的意義；更為重要的是，古建筑、文物藏品、歷史遺存以及在此發生過的人和事，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文化整體。這一認識是故宮學得以產生的重要依據，也有利于進一步挖掘故宮的歷史文化內涵。故宮文化的這一整體性，也使流散在院外、海外、國外的清宮舊藏文物、檔案文獻有了一個學術上的歸宿。基于此，兩岸故宮博物院在學術研究上的交流與合作就是不可避免的，人為地阻隔只能是暫時的，事實上這種交流也是在不斷地發展。

　　在故宮學的影響下，故宮博物院文物保護觀念有了新的變化，對文化遺產概念的理解與認識逐步深化，更加自覺地對故宮進行全面的保護。制定了《故宮博物院2004—2010年文物清理工作規劃》，啟動了徹底清理藏品的工作。對原來認為是“資料”的10萬多件藏品予以重新鑒別定級，對由于歷史原因重視不夠的大量宮廷遺存給以新的認識。在認真清理文物藏品的基礎上，正在編印《故宮博物院藏品分類大系》、《故宮博物院藏品總目》，將向社會公開發行，以更好地為公眾服務，并為院內外乃至海內外的故宮學研究者提供便利。文物征集也有了新的思路。突破舊有的收藏理念，入藏著名現當代畫家李可染、吳冠中等和一批國家工藝美術大師的代表作品，確立起從傳承民族文化角度審視當代藝術品、從保護民族財富的高度認識征集收藏的新理念。

　　從故宮學角度審視，故宮不僅是舉世聞名的物質文化遺產，同時也有著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國古代宮殿建筑的工藝技術。它們一方面以物質的形態存在于建筑物中，一方面以手藝的形態，通過工匠口傳心授世代相傳。故宮有專門的維修管理機構和施工隊伍，涌現過一批古建大家和專門工藝人才。這次故宮大規模維修，進行全過程跟蹤影像記錄，實行“師承制”，就是為了使古建筑技術薪火相傳。書畫裝裱等文物保護傳統技藝，也是需要保護和傳承的非物質文化遺產。2007年，故宮博物院已將中國古代官式建筑傳統工藝和書畫裝裱工藝申報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

　　故宮學的提出與確立，正在推動著故宮學術視野的擴大與研究的深入。以保護文化遺產和弘揚傳統文化為主旨的《故宮學刊》于2004年創刊，《故宮博物院院刊》、《紫禁城》成功改版，并在其他圖書出版方面，大力開拓、挖掘故宮文化資源。院古書畫研究中心、古陶瓷研究中心、古建筑研究中心陸續成立，正在籌建的還有藏傳佛教文物研究中心、明清宮廷史研究中心。積極主動地與院外科研院所進行聯合考古、學術考察和辦學，學術成果大量涌現，故宮價值及豐富內涵不斷得到發掘。

　　故宮的國寶地位

　　故宮的地位與價值是相關聯的。故宮的地位，概括地說，就是國寶的地位。

　　長期以來，故宮的文物藏品被稱為“國寶”。前多年，有一部反映故宮文物南遷的電視劇，名字叫做《國寶》。故宮博物院前輩專家那志良先生寫了一本書，書名就是《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現在人們也把一些極為珍貴的文物稱為“國寶”，意為國之瑰寶。但是，把故宮文物稱為“國寶”，則有別于一般的“國之瑰寶”的概念，有著國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含義。

　　什么是“國寶”？所謂國寶，指的是國家的寶器，又稱國器，

　　是祭祀之器。在古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國語·魯語上》載：“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視祭祀為國典，強調祭祀與國家制度的重要關系，說明當時將祭祀視為國家頭等重要之事。《周禮·春官·天府》云：“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宋夏僎《尚書詳解》卷一W《商書·湯誓》云：“國之寶器，即祭天地諸神寶玉之類。”國之寶器，原本皆指宗廟祭祀之器，這些祭器象征著王位。傳統的祭祀禮俗，以祭祖、社祭與祭天最具重要性。在古人看來，“天”主宰王朝的興替，是人世君主的父親，因而周王遂被稱之為“天子”。從政治功能而言，祭天就是政權合法性的象征，也只能是君主獨享的專權。直到明代，猶有法律頒布，提醒百姓“庶民祭里莊、鄉厲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灶，余皆禁止。”相傳夏禹鑄九鼎，歷商至周，為傳國的重器，亦稱之為國寶。《史記·平原君列傳》記平原君用毛遂出使楚國，謀合從成功，嘆云：“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于九鼎大呂。”《索隱》云：“九鼎大呂，國之寶器。”《正義》云：“大呂，周廟大鐘。”宗廟為國家象征，其寶器之存亡，往往作為國家存亡之標志。“國寶”又特指傳國璽，更是與國家的統治權聯系在一起。此外，“國寶”還有國家寶貴人才之義。

　　我國文物博物館界用國寶稱呼相當珍貴的文物，大約與日本的影響有關。日本于1928年就頒布了《國寶保存法》。對于重要文化財，他們從世界文化的角度考慮，把其中認為具有較高價值的、不同類型的國民之寶指定為“國寶”，有美術工藝品，也有建筑物。日本的國寶是文化財的最高等級名稱，有明確的對象，我國則是泛指極其珍貴的文物。把故宮的文物藏品統稱之為“國寶”，與這種泛指顯然有著區別，雖也說明故宮藏品的極端重要性，但應注意到它與國寶的本來含義的關系。

　　故宮文物國寶地位的形成，有著多種原因，也有一個強化的過程，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認識。

　　首先，皇家收藏的國寶意義。

　　收藏作為一種活動，貫穿于人類社會發展的始終。現代重大考古發現證明了史前人類收藏行為的存在。從商代起，王室就重視文物的搜集和保存。殷商的文物多集中于宗廟。周代王室文物、珍品收藏之處名曰“天府”、“玉府”，并有專職官員負責管理。在青銅器時代，象征著權力之源的青銅器是最受尊崇的王室寶物。漢朝的“天祿”、“石渠”、“蘭臺”，則是漢宮貯藏珍貴文物及圖書之所。到宋徽宗時，收藏尤為豐富。《宣和書譜》、《宣和畫譜》、《宣和博古圖》，就是記載宋朝宣和內府收藏的書畫鼎彝等珍品的目錄。清代帝王重視文物收藏，特別是乾隆皇帝，更使宮廷收藏達到了極盛，《西清古鑒》、《西清續鑒》、《寧壽鑒古》、《石渠寶笈》、《秘殿珠林》、《天祿琳瑯》和《四庫全書總目》等，是清乾隆時期編輯的宮中所藏古銅器、書畫、圖書的目錄。在古代中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掌握著絕對權力的封建帝王，必然是全社會中最高檔級同時也是最為豐富的奢侈品、禮儀用品、珍奇品及古董的擁有者；由于皇帝以“內圣外王”的身份出現，被人為地推崇為全社會倫理的最高典范，這樣皇室又成為祖先、民族、國家象征物的最大收藏者。

　　人類收藏的動機與目的是多方面的。對于源遠流長的皇室收藏，它不僅是“宜子孫”的一筆寶貴財富，也不是只供

　　皇帝個人賞玩的珍稀藝術品，更重要的是這些藏品所具有的強烈的政治與文化的象征意義。皇室收藏文物，更重視這些文物所寓有的某種至高德行的涵義，認為它的聚集可被視為天命所歸的象征。因此，新的王朝接受前朝的舊藏，表示著它繼承前朝的天命；或者如有的研究者認為，皇家收藏是中國歷代統治者確定其政權合法性的重要來源。故宮的收藏，可以上溯到宋朝，至今已有千年歷史，而所收藏的文物，則反映了中華5000年的文明史。宋代宮廷收藏宏富，靖康之亂，圖籍、書畫寶器，悉歸于金；宋高宗南渡，遷都臨安，又積極搜集。南宋滅亡，臨安未遭兵革，元相伯顏派郎中董祺將南宋收藏由海運到大都，即今日的北京。元為明所滅亡，明將徐達將元內府所藏，全部運到南京；后來明成祖遷都北京后，這些寶物又由南京運到北京。明代亡國，這些宮廷藏品又悉數為清所得。見于著錄中的很多古代文物早已散失，但也有不少珍品幾經聚散，歷盡滄桑，保存到今天。例如，晉王珣《伯遠帖》、隋展子虔《游春圖》、唐韓滉《五牛圖》、五代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等著名書畫，都曾載在《宣和書譜》、《宣和畫譜》或《石渠寶笈》中，現仍藏在故宮。這部分藏品是中國皇家收藏傳統的延續。

　　皇室收藏與王朝命運的緊密聯系，這些藏品成為皇權的象征。因而清宮舊藏文物本來就具有國寶的意義。

　　第二，故宮博物院的成立，象征君主法統的清宮舊藏為人民所共有并同享，為其國寶意義賦予了維系中華民族文化、傳續中華文明血脈的新內涵。

　　在封建時代，“朕即天下”，國即家，家即國，整個天下都是帝王的，皇宮里的所有物品，自然都是帝王的財產，誰也動不得。乾隆皇帝曾規定過，宮中的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準丟失。養心殿的一個景泰藍小罐里盛著36根一寸長的干草棍，他拿了幾根放在幾案上，叫人每天檢查，少一根都不行，這叫做“寸草為標”。溥儀曾回憶道：“這堆小干草棍兒曾引起我對那位祖先的無限崇敬，也曾引起我對辛亥革命的無限忿慨。”辛亥革命后，紫禁城的三大殿交給了中華民國政府，但溥儀還暫居內廷，皇宮里大量堆積的文物珍寶仍然由皇室和內務府占有。為了解決經費困難，小朝廷1922年曾公開用投標的辦法拍賣古物，還在向各銀行借款時抵押了大量金器古董。“這些財寶每一分鐘都在被贈送、出售或典押，甚至被偷竊。”不僅溥儀小朝廷認為這些文物珍寶屬于自己，甚至民國政府也承認這是皇室的私有財產。1914年民國政府成立古物陳列所，在文華殿、武英殿展出了從沈陽故宮與熱河行宮運來的20萬件清宮藏品，據莊士敦稱，這些藝術品是被“借”來而尚待民國政府購買的皇室藏品。

　　對于溥儀等拍賣或抵押宮中大量文物的行徑，社會輿論予以高度的關注。這些文物到底是國家財產還是皇家私產？皇室是否有權處理？一些報刊時評發出抗議的言論，認為被處置的物品是國家財產，皇室沒有權力出賣它們。湖北省教育會為制止清室出售古物致內務部代電（1923年11月12日）更有代表性，認為這些古物是“全國五千年之文物”：“竊我國與埃及、希臘、印度同為數千年前古國，其文明久為中西所慕。清室之古物，尤為歷代帝室遞嬗相傳之珍秘，并非一代一人所得私有。合全國五千年之文物，集于首都之清室，一涉疏忽，不徒散佚堪虞，即立國精神且將無從取征。清室以經費短絀，轉售東鄰，不啻將五千年立國精神捐棄一朝，念及此，能勿痛心。”

　　太和殿藻井：金鑾寶座上方的天花正中，有一向上窿起的藻井。藻井的基本含義是以水克水，常常裝飾于重要殿宇，從而也具有顯示建筑等級的作用。藻井內雕有蟠龍，其中內所銜寶珠稱軒轅鏡，是內涂水銀的玻璃球。借以象征軒轅星，暗喻殿宇受雷雨之神的庇護。

　　驅逐溥儀后，成立了善后會，首先就是清點清宮物品，分清公產與私產。1924年11月7日發出大總統令:“著國務院組織善后委員會會同清室近支人員協同清理公產私產，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產，暫責成該委員會妥慎保管。俟全部結束，即將宮禁一律開放，備充國立圖書館、博物館等項之用，藉彰文化，而垂永遠。”原清宮的物品，有公私產之分。屬于私者，為溥儀生活衣物、財錢，包括金、銀錠等，均由溥儀帶去；屬于公者，是與中國歷史文化相關的部分，必須交給人民并努力保衛。也正是這個原因，當溥儀出宮時行李中所藏的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和仇十洲的《漢宮春雪圖》一卷，因系公物被扣了下來，而存放在庫房中的101,382兩銀元寶，則悉數發給了溥儀。清宮善后委員會在點查時發現溥儀的“賞溥杰單”等文件，后以《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為題刊行，在序言中強調“國寶散失，至堪痛惜”！對清宮舊藏文物的這種內涵，并不是所有人一下子都能認識。1928年6月，國府委員經亨頤提出一項議案，認為故宮是逆產，要求廢除故宮博物院，分別拍賣或移置院內一切物品。國民政府會議竟然通過了這一荒謬提案，并要求中央政治會議重新復議有關故宮博物院的決定及有關法令。故宮博物院同仁向社會各界特別是政府高層作了大量的宣傳工作，闡述保護故宮文物的重要意義以及故宮博物院的歷史使命，對經亨頤提案的五個要點逐條反駁。兩個月后，中央政治會議否決了經亨頤提案，故宮博物院保存下來了。這次交鋒，留給世人印象最深的是張繼以古物保管委員會主席委員的長篇呈文，他在最末一段說道：“現歐洲各國，為供歷史之參考，對于以前皇政王政時代物品，莫不收羅保存，惟恐落后，即蘇俄在共產主義之下，亦知保護舊物，供學者之研究。一代文化，每有一代之背景，背景之遺留，除文字之外，皆寄于殘余文物之中，大者至于建筑，小者至于陳設，雖一物之微，莫不足供后人研究之價值。明清兩代，海航初興，西化傳來，東風不變，結五千年之舊史，開未來之新局。故其文化，實有世界價值，而其所托者，除文字外，實結晶于故宮及其所藏品。近來歐美人士，來游北平，莫不嘆為大可列入世界博物院之數，即使我人不自惜文物，亦應為世界惜之。”這里突出故宮古建筑及其藏品的“世界價值”，是難能可貴的認識。

　　1932年，“北平政務會議”對故宮作了三項決議方案，其中第一項是呈請中央拍賣故宮古物，購買飛機500架。經院長易培基等多方努力，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保護故宮辦法，拍賣文物一案被否決。

　　每次爭論的結果，都使人們加深了對故宮文物國寶地位的認識：這是數千年中華文明的精萃，來之不易，不可當作尋常古董任意處置。

　　第三，文物南遷進一步強化和提升了故宮文物的國寶地位。

　　1931年，日本發動9·18事變，占我東北，華北告急。故宮博物院理事會考慮日軍一旦入侵華北，故宮文物就有被毀或被劫的危險，于是決定選擇院藏文物中的精品，遷往上海儲藏。這一計劃得到國民政府批準后，故宮就開始了南遷文物的準備工作，首先是挑選文物，集中裝箱。1933年1月，日軍進入山海關，華北地區形勢更為緊張。故宮博物院理事會于是決定，將已裝箱的文物從當年1月起，分批運往上海。

　　故宮文物南遷的消息經報紙披露后，引起截然不同的反響。支持者認為，日軍極有可能得寸進尺，繼續南侵，有必要把故宮重要文物轉移到南方安全地帶。國土淪喪猶可力圖恢復，任何文物之損失，終將萬劫不復。反對者則認為，遷運文物猶如棄國土于不顧，勢將造成民心浮動，社會不安。反對最力者為北平市民周肇祥，他于中南海成立“北平民眾保護古物協會”并自任主席，發通電，散傳單，公然表示將以武力手段阻止文物南遷。當時一些文化界名人也反對南遷，如胡適、魯迅等，魯迅寫有“寂寞空城在，倉皇古董遷”及“文化一去不復返，古城千載冷清清”的諷刺詩句。而有意思的是，此后不久即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馬衡先生正在為文物南遷奔忙時，他的兒子馬彥祥卻以筆名在報紙上發表多篇文章，對文物南遷提出批評：“因古物之值錢，結果弄得舉國上下，人心惶惶，束手無策，這種現象，想起來實在有點好笑。”他說：“我們國難一來的時候，不是大家都眾口一辭地說‘寧為玉碎，勿為瓦全’么？現在為了一點古物，便這樣手忙腳亂，還說什么犧牲一切，決心抵抗？要抵抗么？先從具有犧牲古物的決心做起！”想不到的是，1937年11月下旬，故宮有兩列裝文物的火車要從南京發往陜西，缺少押運員，院秘書便請馬彥祥幫忙押運，他便擔負了這個重任。四年前的反對，到這次甘冒戰火參與到押運故宮文物西遷的行列之中，馬彥祥的認識已有了重大轉變。

　　故宮的文物不能簡單地視為古董、古物，而是國寶，是祖宗留給我們的文化遺產，其中蘊含著民族的歷史、民族的文化、民族的情感，不能以幣值論價。故宮文物南遷的爭論，使人們對它的國寶地位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文物南遷十多年，受盡種種險阻，始終為國人所關注。而文物的常常化險為夷，使“古物有靈”的說法廣為傳頌，且與“國家的福命”聯系了起來。1947年9月3日，馬衡院長在北平廣播電臺作了《抗戰期間故宮文物之保管》的著名演講，簡要介紹了抗戰時期文物南遷、西遷的經過以及保管之困難等。他說：抗戰八年之中，文物多次險遭滅頂之災，例如當9,000多箱文物由重慶運往樂山途中暫存于宜賓沿江碼頭時，重慶以及宜賓上游的樂山和下游的瀘縣都遭到敵人的狂轟濫炸，唯有宜賓幸免；長沙湖南大學圖書館在文物搬出后不到四個月就被炸毀；重慶的幾個倉庫在搬出后不到一個月，空房也被炸掉；從南鄭到成都時，在把存放在南鄭文廟的文物運出后剛12天，文廟就遭敵機投下的7枚炸彈夷平。“像這一類的奇跡，簡直沒有法子解釋，只有歸功于國家的福命了。”

　　從現在來看，歷史已經證明，當時還不可能有比南遷更為有效的保護文物的方法。為了避開戰爭的災難性破壞，為了保證在這一個非常時期文物不受損失，最為可能的方法就是將文物遷到安全的地方。遷徙疏散成了戰時文物保護與保管的手段。

　　不僅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許多國家為了防止德國的侵掠，也都紛紛疏散、藏匿本國博物館的藝術精品。以英國為例，英國博物館的主管們1938年就做轉移藏品的準備。他們計劃將藝術收藏品轉移到英國西北部的威爾士隱藏起來。在倫敦本地，地鐵未用地段被預置為儲存點。在國家美術館，大幅畫的邊框都做有特別的槽口，以便很快從框中取出畫裝入存放在地下室的箱子里。經過多次操練，一個大美術館能在7分鐘內清空。1939年8月23日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宣布后，歐戰的步伐不可避免地加快，英國博物館即著手裝箱外運。裝滿了包裝好的首都藏品的皇室列車只能以每小時10英里的速度行進，以使顛簸震動減少到最小限度。大多數英國藏品甚至在9月3日正式宣戰前就抵達指定隱匿地點，9月5日，所有重要物品都撤離疏散。

　　再以美國為例。日本偷襲珍珠港后，美國本土主要博物館即著手轉移他們最有價值的收藏品，弗立克、大都會和其他藝術品收藏機構做出了授權轉移收藏品的決定。文化資源保衛委員會1943年3月的報告稱，僅從華盛頓就有4萬立方英尺的書籍、手稿、印刷品和繪畫，加上第一面星條旗，以及那些代表著美國民主發展步伐的檔案被送往“內陸腹地的三處教育機構”；《獨立宣言》則送往諾克斯堡保存。

　　歐洲及美國博物館的文物藏品，絕大多數是來自世界各地，一般主要不是本國本民族的藝術品，而故宮的文物，全是中華文明的結晶，是中國5000年藝術長河的重要載體和見證。與歐美相比，故宮文物精品在外十多年，受盡艱難曲折，更是創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保存人類文化遺產的奇跡。

　　第四，海峽兩岸兩個故宮博物院的同時存在，為兩岸同胞及國際社會所關注，也更加彰顯了故宮及其藏品的國寶意義。

　　上世紀40年代末，抗日戰爭時期故宮博物院南遷文物的1/4運到了臺灣，1965年在臺北成立故宮博物院。從此，世界上同時有了兩個故宮博物院。

　　國民黨政權在潰退大陸時，運走這批文物精品并成立故宮博物院，當然不僅是這些文物貴重值錢。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地址，據說是為了紀念孫中山先生百歲誕辰，稱為“中山博物院”，“行政院長”嚴家淦在臺北故宮博物院開館的賀詞中對此作了說明：“此一博物院定名為中山，并在國父誕辰之日落成，尤具意義。國父以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的道統為己任；博物院代表一個民族的文化。現在博物院以中山為名，來紀念國父，就是要把國父的思想發揚光大，達到天下為公的地步。”雖然同一地方既是中山博物院又是故宮博物院，讓人有點費解，但立意則很清楚，強調臺灣政權是中國的代表，也是皇家文化傳統的繼承人，而皇家收藏就是這一身份的一個證明。臺北故宮博物院認為，“本院肩負開物成務的重大使命、民族傳統源流的導揚、以及國民人文藝術素養的提升”。故宮文物也成為臺灣當局企圖“在經濟之外，另一突破外交孤立的取向。”近些年來，臺灣當局推行“去中國化”路線，又想通過臺北故宮藏品爭取國際社會的關注，使其陷入尷尬的地步。

　　北京故宮博物院在新中國成立后得到重大發展。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7日，故宮博物院在閉館40多天后重新對外開放。3月21日，北平市軍事管理委員會接管了故宮博物院，全體工作人員原職原薪，馬衡院長繼續任院長。6月7日軍事管制結束。20世紀50年代，故宮博物院百廢俱興，維修頹壞古建筑，整頓臟亂環境，充實院里人力，制定了明確的發展方針，特別是通過文物清理以及政府調撥、購買、接受捐贈等，一批流失在海內外的清宮舊藏重新回到了故宮，而且補充了更多的過去清宮所沒有的精美藝術品，使北京故宮成為世界上收藏中國文化藝術品最為宏富的寶庫。

　　臺北故宮博物院現有文物藏品65萬件冊，清宮舊藏及遺存占到92％以上。截止2006年9月底，藏品總數為655279件冊，其中銅器5994件，瓷器25310件，玉器12103件，漆器707件，琺瑯器2510件，雕刻651件，文具2379件，錢幣6952件，繪畫5257件，法書2959件，碑帖450件，拓片756件，絲繡279件，織品88件，摺扇1641件，印拓7件，雜器12293件，善本書籍176713冊，清宮檔案文獻386729件冊，滿蒙藏文獻書籍11501冊。

　　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文物藏品約150萬件套，85％為清宮舊藏和遺存，依據不同質地、形式和管理的需要，分為繪畫、法書、碑帖、銘刻、雕塑、銅器、陶瓷、織繡、玉石器、金銀器、珍寶、漆器、琺瑯、雕刻工藝、其他工藝、文具、生活用具、鐘表儀器、帝后璽冊、宗教文物、武備儀仗、善本文獻、外國文物和其他文物等，共25大類69小項。其中繪畫43202件，法書54927件，碑帖25464件，清代帝后書畫約25000件，銘刻32144件，陶瓷349161件，銅器29169件，玉器28461件，石器1395件，金銀器3317件，珍寶1121件，漆器17707件，琺瑯器6155件，雕塑9738件，雕刻工藝10148件，其它工藝12348件，織繡139592件，文具65055件，家具及生活用具35487件，鐘表儀器2629件，帝后璽印4941件，宗教文物41123件，武備儀仗樂器19501件，外國文物4903件，善本特藏195318件冊，書版230000塊，古建筑類文物5468件，另有正在整理的其他文物資料及古籍等約20萬件冊。

　　比較起來，北京故宮博物院在文物藏品總數、文物種類以及精品總數上，都遠遠多于臺北故宮博物院。但是兩岸兩個故宮博物院同根同源，其藏品有著很強的互補性。通覽兩個故宮博物院的文物藏品，還有三個明顯特點：

　　其一，故宮文物的經典性。從物質層面看，故宮只是一座古建筑群，但它不是一般的古建筑，而是皇宮。中國歷來講究器以載道，故宮及其皇家收藏凝聚了傳統的特別是輝煌時期的中國文化，是幾千年中國的器用典章、國家制度、意識形態、科學技術以及學術、藝術等積累的結晶，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物質載體，也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象征物，就像金字塔之于古埃及、雅典衛城神廟之于希臘一樣。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故宮文化是經典文化。經典具有權威性。故宮體現了中華文明的精華。經典具有不朽性。故宮屬于歷史遺產，它是中華五千年歷史文化的沉淀，蘊含著中華民族生生不已的創造和精神，具有不竭的歷史生命。經典具有傳統性。傳統的本質是主體活動的延承。故宮所代表的中國歷史文化與當代中國是一脈相承的。中國傳統文化與今天的文化建設是相連的。對于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說，經典文化永遠都是其生命的依托、精神的支撐和創新的源泉，都是其得以存續和賡延的筋絡與血脈。

　　其二，故宮文物是中華5000年文明的重要載體和見證。故宮是世界上最豐富、最重要的中國古代藝術品的寶庫。在兩岸故宮的210萬件套文物中，論時代，上自新石器時代，下至宋元明清直至近現代；論范圍，囊括了古代中國各個地域的文明精華，包容了漢族和古代許多少數民族的藝術精粹；論類別，包含了中國古代藝術品的所有門類。故宮庋藏的各主要類別文物，其本身就完整地記錄了該類文物從萌生、發展到輝煌的文化鏈。以書法為例，故宮的藏品涵蓋了從契刻到書寫進而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書法藝術的歷程，藏品從甲骨文、鐘鼎文、直至晉朝開始形成書畫藝術，此后，歷朝各代的名家流派，幾乎一應俱全。再以陶瓷為例，從新石器時代的黑陶、彩陶，直到兩宋的五大名窯，元青花瓷，明代白瓷、釉里紅、斗彩等，清代的粉彩和琺瑯彩等；其他如玉器、銅器和許多工藝品等，也是如此。為了這條歷史文化長河永遠奔騰流淌、潤澤后代，故宮還在收藏現當代的藝術精品。因此，故宮是一部濃縮的中華5000年文明史。中華民族綿延不斷的歷史文化在故宮博物院的各類文物藏品里均得到了充分的印證。

　　其三，故宮藏品與故宮古建筑都是曠世之寶。故宮藏品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與故宮古建筑的不可分割。故宮是世界文化遺產，故宮的文物藏品因此也是世界文化遺產故宮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是中國的，同時也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

　　基于雖有兩個故宮博物院但故宮只有一個的中華民族文化認同感，以及兩個博物院的收藏都是中華民族文化遺產的事實，因此努力保護好這筆豐厚的文化遺產，并為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使中華文明賡續不斷而努力，就是兩個故宮博物院莊嚴而神圣的歷史使命。

　　概括起來，故宮的國寶地位有以下五個特點：

　　一、故宮的皇家收藏，決定了它的國寶意義；故宮博物院的成立及其不平凡經歷，給皇家收藏賦予新的意義，使它與民族文化血脈的傳承聯系在一起。

　　二、故宮的國寶，統指故宮的所有文物藏品，也包括故宮古建筑。

　　三、故宮國寶具有中華文明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征意義。

　　四、故宮的國寶地位是歷史形成的。

　　五、故宮是不可替代的。

　　故宮文化的整體性、豐富性及象征性，使故宮成為取之不竭的文化寶藏。保護故宮及其藏品，就是保持我們與祖先聯系溝通的渠道，就是保護中華民族的文化根基。故宮豐厚的文化資源，對于我們傳承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對于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對于加強同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擴大中華文明的國際影響力，都能夠發揮獨特的重要作用。在今天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的偉大實踐中，故宮博物院決心努力探索在保護中利用、在傳承中創新、在弘揚中發展的新思路、新舉措，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中華文化的繼往開來作出應有的貢獻。

　　作者：鄭欣淼（故宮博物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