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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門廣場的擴建顯然是一件復雜的工程，此事絕不一項單純的建筑項目，而是重大的政治決定。北京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天安門則是北京作為政治中心的象征符號，故而，天安門廣場如何擴建，是中共中央極為關注的--中共希望透過新的廣場，一方面確立其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宣示國家獨立自主的路線，尤其是1958年全國進入“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和中蘇關系變壞之后，中共更要利用擴建的廣場來宣傳中國人要走自己的路。同時，天安門的擴建也引起不少爭論：舊有建筑物（例如東、西紅墻和中華門）的去留問題；廣場周圍建筑物的規模；廣場的大小以及廣場的性質。

　　擴建工程涉及很多蘇聯專家的參與，并且中蘇兩國專家對于擴建廣場的不同看法。目前中國大陸有關近代北京建筑史的書，對于蘇聯專家是否參與1950年代新首都的城市規劃，及其后的天安門廣場的擴建工程，如非避而不談，就是語焉不詳。這自然是由于1960年代初中蘇交惡之后的政治轉向有關。但事實上，我們從檔案資料及訪問當事人得知，在建國前蘇聯專家就已經積極參加了這兩項相關的工作，尤其是天安門廣場的擴建。1949年建國時，在毛澤東“一邊倒”的國策下， 中國政府邀請蘇聯派遣大批專家來華支持各色各樣建設。根據統計，自1950年至1956年這一段時間內，蘇聯派到中國的專家就有5092人之多。

　　這些蘇聯專家的參與，引出了幾個重要的問題：天安門廣場的規劃，包括有關廣場的大小和性質等重要的問題，有多少是受蘇聯專家的影響？天安門廣場的規劃和莫斯科紅場的規劃有何不同？天安門廣場究竟有多少中國的特色？中共希望透過這個巨型廣場表達一些什么觀念？

　　建國之初，中共對于城市規劃可以說是毫無經驗，所以包括重建首都這樣重要工程，自然會依賴蘇聯盟友的支持。 1950年代初，北京市委一再承認“我們深感必須學習蘇聯在城市建設方面的先進經驗”。 一開始，中國建筑師對于蘇聯的城市設計就十分欣賞，尤其佩服蘇方有條不紊的總體規劃。梁思成一直重視城市發展的整體性，所以非常欣賞蘇聯的中央統籌方法（但卻忽略了其背后的政治控制）。梁在1953年5月訪問蘇聯后，盛贊蘇共中央委員會于1935年公布的改建莫斯科總體規劃是“一個劃時代的歷史文件”。梁認為這個計劃“要求建筑師把一個城市作為一個由無數組成部分綜合起來的建筑整體，既要照顧到勞動人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又要照顧到建筑物及其環境的藝術處理”，它更表現了“社會主義的內容”，建造了不少文化宮、少年先鋒宮、工人俱樂部和集體農莊俱樂部等。總體而言，梁說這個計劃是“把斯大林對人類的關懷的思想，貫徹到整個規劃和設計的細節中。”梁非常欣賞莫斯科發展的整體性，尤其是佩服這個規劃把莫斯科分為13個設計區，例如從列寧山上的莫斯科大學到蘇維埃宮的莫斯科西南區（即第3區）的設計，用梁的話說，是“相輔相成”，有極大的“一致性”。 梁在訪蘇回來后寫的報告中，不時用上“統籌”、“組合”這些字眼來形容莫斯科的城市規劃經驗，這自然和他希望把北京發展成一個整體和諧的城市有直接關系（包括保護舊城、少拆除城墻和牌樓等）。蘇聯專家強調組織及分工，尤其是主張成立不同的專責委員會進行工作，這種建議，對中國影響甚大，1951年8月，都委會開常委會時，決定成立道路、園林、河湖3個專門委員會來統籌擴建。

　　不過，雖然中國專家受到蘇聯方面的影響，但后來在有關擴建天安門廣場的工程上，雙方還是產生不少爭論和分歧。

　　來華的蘇聯專家之中，直接或間接參與北京城規劃的第一批人是市政專家巴蘭尼克夫和阿布拉莫夫。稍后又有另外一些專家被邀參加工作，1950年代初，比較有影響力的是穆欣（另譯為莫欣、莫辛及摩亨）和巴拉金這兩名城市規劃專家。建國初年，因缺乏經驗，中共并沒有一個機關來作通盤籌劃及協調蘇聯專家的工作。至于如何聘請，很多時候是由不同單位因個別需要而自行提出申請，結果部門與部門之間，缺乏協調和溝通，常生混亂。例如巴蘭尼克夫和阿布拉莫夫是由北京市政府負責聘請的，而穆欣和巴拉金則是由國務院外國專家局負責招聘；穆欣被分派至國務院的建筑工程部，而巴拉金則被派到國務院管轄的城市建設總局。北京市政府因為在規劃方面沒有經驗，需要找蘇聯專家來幫忙，知道國務院請來了兩名城市規劃專家，便向國務院提出申請，借用外國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