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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路變寬了，活力也消失了

　　南都周刊：改革30年來，北京城的外在形象發生巨大變化，有拆也有建。現在鳥巢、大劇院、水立方等，已成為北京的新標志，但同時也大規模拆毀了老城區的胡同和四合院，你如何評價這座千年古都近30年來的建設變化？
　　俞孔堅：大建設的同時又是大破壞。這種建設是在破壞原有的古城風貌的基礎上，而兩者本來是不矛盾的，可以避免發生的。
　　南都周刊：能說得具體一些嗎？
　　俞孔堅：巴黎很典型。當然在奧斯曼時代的城市更新中它也被破壞過，但后來很快吸取教訓，20世紀巴黎有大建設，比如與老城在一條軸線上的拉德方斯新城堪稱最現代化的建設，但舊城沒有拆，它成了城市發展的延續。新老共生的思路梁思成很早就提出過。但北京因建設而犧牲了古城，犧牲了歷史，犧牲了遺產。現在這個新城是好是壞，還值得懷疑。
　　這里并不是全部否定，新樓房、新建筑解決了大量人口的居住問題，建立了北京的一個新形象。但如果城市布局更合理一些，不采用這種單一的功能分區的舊思路，而借鑒歐洲、美洲的教訓和經驗，北京城市建設會好很多，交通也可以不那么擁擠。
　　南都周刊：你是說單一功能區劃導致了交通堵塞？
　　俞孔堅：中關村現在經常堵得一塌糊涂，為什么？因為規劃中關村為辦公區，但如果這里也安排住宅區，人就不需要開車來上班，就不會那么堵。其實城市是個有機綜合體，功能要混合才有生命力，而不是一個機器。北京規劃最早是按照機器理論進行的，這裝個零件，那裝個輪子，再安個發動機。前幾年北京一些區的規劃，酒吧要拆掉，把商業零售店趕出去，這些都沒有考慮到市民的真實生活。
　　南都周刊：是，比如說平安大街、秀水街、大柵欄的改造，每次重新規劃之后，馬路寬了，漂亮了，也有序了，但原來的活力、生機喪失了，為什么結果往往與初衷恰恰相反？
　　俞孔堅：美國60年代出版了一本書《大城市的死與生》，它從社會學的角度對這個原因分析得非常好。二戰后，美國跟現在的中國一樣，拆舊城，把平民窟遷出去。北京拆舊建新，認為四合院地區是落后的，小商店、小零售店是不夠體面的。把自發的酒吧拆掉，把自發的商業零售店、雜貨叫賣趕出去，壓根沒有考慮市民的真實生活。實際上這才是城市真正活躍的部分。城市怎樣才有生命？它必須有多樣性，必須要滿足人們的日常需要，必須有新有舊。
　　平安大街為什么改造，因為它只考慮車的需要，路寬了，車暢通無阻了，但街道兩側的商店沒生意了。北京城的改造實際上是把“豐富多樣”去掉，以強烈的長官意志來建設的，規劃要整體、要統一，要秩序，結果是商業街就是商業街，居住區就是居住區，文化設施就是文化設施……這必然會扼殺豐富性。
　　
　　城市“化妝”運動，要不得也

　　南都周刊：為什么我們急于拆掉舊的，急于抹掉自己的歷史記憶，急于在白紙上畫最美的圖案？
　　俞孔堅：這里由三種落后的價值觀決定。第一個是長官意志，長官意志是不考慮平民的日常生活的，或不能深入到平民的日常生活去考慮。他想到的往往是一條軸線，一個巨大的體育中心，文化中心，而不會想日常人是怎么生活的。并不是說城市不需要規劃，規劃不僅體現在視覺形態上，更應體現在社會經濟發展，體現在適宜人居住和生活上。北京最新一輪的規劃理念有所調整，強調建立一個宜居城市，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但口號上的調整并不見得體現在實際中。我們仍可看到一些城市“化妝”運動，搞一些大的形象工程。切實的、宜人的東西往往是需要但看不見，在政績上也體現不出來，就會被忽視。
　　第二個是暴發戶意識，就是拜金主義，有錢就是老大，有錢什么事都能干。中國近年來暴發戶增長很快，特別是房地產商居多。搞房地產發財不需要太多知識，不需要對歷史文化有多少認知，只看樓蓋得金碧輝煌、裝飾上琉璃瓦，賣得出去就能發財。這種拜金主義決定了我們的城市建筑不會有文化。連北大的樓都貼著瓷磚，清華南門也是金碧輝煌的高樓大廈，大學都沒文化，更不要說北京的東方廣場了。魯迅故居值多少錢，曹雪芹故居值多少錢？值不了多少，相反，若在上面蓋個高樓，一下子就比出來了。在中國當前城市化加速的過程中，土地是最大的財富，現在變相成商品，這里面產生巨大的差價，除了房地產商拿走一部分外，更大的收益被政府拿走了，政府是最大的暴發戶。政府拿走這部分財富去干什么，去建標志性建筑，去給城市“化妝”。在中國如此花公款不坐牢，貪污才坐牢。
　　第三個是我們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就是小農意識。中國人沒有大國民意識，大社會意識，沒有城市公民意識，大部分城市人原來都是農民。中國從農業社會過渡到城市社會，人從農村走到城市，向往的就是高樓大廈，認為瓷磚干凈。所以你到縣城看看，還是瓷磚。但北京城里人多，瓷磚看上去不美了，就改建玻璃大廈了。我們從農業社會跨到后工業社會，但我們的價值觀還停留在農業社會。
　　南都周刊：北京現在越來越像巴黎、紐約，若沿著四環路走下去，兩邊地產商打的廣告都是什么“威尼斯小鎮”、“曼哈頓風情”等，我們向往的是一種西化生活，以致有學者稱，北京現在成了西方建筑師最好的試驗田。
　　俞孔堅：我們向往貴族生活，富豪生活，西不西化倒是次要的。富豪可以像乾隆大帝，搞小橋流水的園林，金碧輝煌的龍柱。也可以是西方的帝王，羅馬的貴族生活，建廣場，建巴洛克風格的建筑。總之，一個是權力，一個是拜金主義，一個是小農意識，都向往貴族和奢華。
　　同時，我們想把自己的過去抹去，這是一種文化上、身份上的不自信造成的。這種不自信或認同焦慮在中國近代一直存在。它在暴富后很容易演變成一種極度自戀。中國現在很明顯，好像富得不得了了，一下就崛起了。中國這個階段財富迅速膨脹，農業社會的人進城但還沒有學會工業社會和城市社會的生活方式，這就等于缺乏教養，文化上的進步與財富增長不同步，這也是中國需要一個文藝復興的原因。
　
　　缺乏街道生活，這不是宜居

　　南都周刊：北京這座古城，現在被環，被寬闊的馬路，被密封的小區給隔離開來，而且受房價的調控，出現一個趨勢是普通百姓、普通的白領階層正在被甩到五環外，二環三環四環住的都是富人，去年也爆出了十萬北京人在河北的燕郊買房的新聞。
　　俞孔堅：一個城里有便宜的房子，有貴的房子，不可能都是富人住，不然誰給打掃衛生。有便宜的房子好，藝術家就可入住，并不是說他可以賣多少畫，而是他會帶動這里的商業氣氛、藝術氣息等。一個城市應該有各種各樣的人混居，這是最重要的。北京有段時間對進京人員有學歷限制，要是住在一座城里的人都是高級知識分子，也沒意思。
　　南都周刊：這種社區開發方式將來會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俞孔堅：是的。房子建好了，街道沒了，街道生活也沒了，要買東西都要到家樂福去，到沃爾瑪去。街道生活的喪失，導致城市性的消失。原來是在胡同里頭，有菜市場，有街道，有零售店，有學校，生活很方便。現在政府一塊地一塊地地賣，地塊拍賣完后實際已跟城市分離，因為地塊內部的規劃基本上是由開發商來決定的，是一個接近封閉的、隔離的社會。
　　缺乏街道生活，有城無市，人和人之間很冷漠，樓上樓下都不認識，這個問題西方已經在反省了，但我們還是在走這條路。你剛才講的貧富分化，不同階層的人處在不同的地段，變成地理空間上的分化，這在中國會越來越明顯。美國富人窮人、黑人白人分開來住，就導致了一系列社會問題，黑人區一般白人是不敢進去的。這等于把社會上的一部分人拋棄掉，把他們邊緣化。這對整個社會和國家的認同感有害，也與北京提出的“宜居”概念越來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