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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可以不再玩這種“怪房子”了。你可以做一個“鳥巢”，做一個CCTV大樓，不過別再做下去了。如果它們是真正的“藝術品”，家里可以收藏幾件，但不要堆得到處都是。

　　——《南方人物周刊》說鳥巢一個就夠

　　王軍

　　貴州人。1991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現任新華社《瞭望》新聞周刊主任記者。2003年出版《城記》，獲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全國優秀暢銷書獎。2008年出版《采訪本上的城市》。 圖/姜曉明

　　1987年初秋某日，中國人民大學劉順發老師給一年級新生上新聞學概論，他放了一段資料片：一個電視臺記者正在拍攝某國兵變，忽然，鏡頭猛烈晃動，記者中彈了，犧牲了，但攝影機仍在他的肩膀上，記錄仍在繼續。

　　從貴州礦山來、一定程度上因為“當記者挺好玩的”才報了新聞系的王軍，那一刻感覺靈魂出殼。他開始懷著一種神圣的情感去思考“記者”二字的涵義。

　　小時候，在山清水秀的家鄉，他很想知道山的那一面是什么，是大海還是草原？他逐個征服了家門口左面的一座座山峰，初中某天終于花半天時間跟同學一起登上了家門口右邊的那座遮天蔽日的大山，“登上去一看，還是山。”

　　在改革開放進行到第9年的中國，北京，在一所以新聞專業著稱的大學里，各種信息、聲音撲面而來。三年級時，王軍擔任了兩塊黑板報的主編，當時的許多稿件直接就轉到了《中國青年報》上。除了探討校園生活中的問題——為什么這邊大學生在逃課，那邊圖書館上座率卻在上升；大學生為什么害怕過周末，為什么拼命去考研，等等，他們還關注新聞立法，曾去采訪獨家報道“十里長街送耀邦”的《科技日報》……

　　18年后，剛開完編前會、坐在我面前的王軍說：“到目前為止，我仍然覺得那兩塊黑板報是我在大學里最好的作品。”

　　像許多記者一樣，王軍的生命狀態是“拿著采訪本到現場去”。1991年到新華社以后，他專注于城市規劃與建設的現場。漸漸地，北京城里，從相關部委官員到某區拆遷辦主任，都知道這條線上有個厲害記者叫王軍。

　　“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城市的戲劇為什么天天上演？為什么庫哈斯這樣描述中國的城市化，“正處在一個不可能的狀態下——改變著世界，卻沒有藍圖”？為什么梁思成在1957年討論長安街的寬度時說“短跑家要跑11秒”，而42年后，赴京參加世界建筑師大的的南非建筑學會主席維維安·雅弗在穿越京城一條馬路時，遭遇車禍身亡？為什么馬路越來越寬而民居日趨破敗？為什么圈地、拆遷成為城市發展的法寶？

　　2004年12月20日，《瞭望》刊發了王軍的調查報告《城市規劃修編的圈地玄機》，引起中央高層強烈關注，城市規劃修編出現戲劇性轉折。對這個充滿玄機與悖論的課題，今天王軍已勘探至政治經濟學的層面——建筑、物權及稅收。

　　他惟一追過的大腕是貝聿銘，從做功課到見面，近4年時間。他說，那個過程極大地滿足了他作為一名記者的好奇心。

　　當他“撒開腳丫子跑出來的”《采訪本上的城市》出現在書店里，5年前的舊作《城記》正在被翻譯成英文，康奈爾大學出版社和美國規劃協會出版社計劃聯合推出英文版，與此同時，《城記》的日文版已完成翻譯。

　　這個處于研究狀態的記者，正在鉆研幾個頗有分量的命題。他參與編寫了《梁思成全集》的年譜部分，計劃寫一部《梁思成傳》，一本《胡同之死》，還有……可時不時被打斷，被拽到一個又一個現場。

　　在現場，他精神抖擻，與被訪者既握手又較量——跟小時候一樣，他不過想看看，現象的那一面是什么。

　　北京有一個“鳥巢”就夠了

　　人物周刊：先說說你訪過的那些牛人吧。安德魯、貝聿銘、德梅隆和福斯特都是面對面采訪的嗎？

　　王軍：當然需要面對面采訪這些人，在這個過程中我得到許多人的幫助。比如，當時的《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張捷在采訪安德魯時叫上了我，使我獲得了一次面對面的機會；采訪德梅隆是和好幾位記者共同進行的；對貝聿銘和福斯特的采訪是獨家的。

　　在采訪了貝聿銘之后，我一直希望有機會能夠采訪福斯特。我發現，在香港、柏林的建筑設計中，貝聿銘與福斯特之間似乎存在著一種競爭關系，如果福斯特能跟我談談這個事情就太好了，不管他說什么都是新聞。2003年10月，我獲得了一次機會。當時福斯特來到北京參加首都國際機場T3航站樓的設計競賽，他愿意接受我的采訪，因為他希望更多的中國人知道他的設計方案。T3航站樓最終采取了福斯特事務所的方案，這個設計很有中國的味道，建筑師很懂得中國古代建筑的智慧，把柱子和屋頂的關系處理得非常好，航站樓的平面布署能夠安排更多的停機位。

　　人物周刊：你拍過一張照片是從東絨線胡同看新建成的國家大劇院……

　　王軍：國家大劇院在北京的新建筑中是爭議最大的。它以一個巨大的鈦金屬外殼覆蓋內部的劇場建筑，房子外面套房子(注：《采訪本上的城市》里記錄了建筑設計大師張開濟的批評：“這是脫了褲子放屁，多此一舉！”也記錄了比較文雅的一種說法：“這如同屋子里面打傘，不可思議。”)，內部是一個巨大的貫通空間，要保持舒適度就必須大量使用空調，這增加了建筑的能耗，頗為一些建筑界人士詬病，他們認為，大劇院的設計過于形式主義，那個外殼費而不惠，還給周邊環境帶來一定程度的光污染，但這一點我沒有現場核實過。

　　人物周刊：庫哈斯曾經抱怨中國老一代建筑師的保守主義、新一代的懷疑主義，你同意么？

　　王軍：用“主義”來探討問題沒有任何意義。我聽到老一代建筑師的批評是：你非要說CCTV大樓、“鳥巢”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建筑，你說服不了我。什么叫先進？打個比方，本來要花10噸鋼完成這個東西，我花1噸鋼就解決了，這才叫作先進，結果你花了20噸鋼甚至更多的鋼來做，能說你是先進的嗎？可支持者說，CCTV大樓、“鳥巢”是用鋼編織的藝術品。這觀點是對是錯？這不是一名記者能夠回答的。我的職責是，更多地報道這些建筑活動的復雜性與爭議性，讓讀者獲得全面的信息，而不是一個誰黑誰白的道理。

　　如果你要問我內心真實的想法，我想說的是，北京可以不再玩這種“怪房子”了。你可以做一個“鳥巢”，做一個CCTV大樓，不過別再做下去了。如果它們是真正的“藝術品”，家里可以收藏幾件，但不要堆得到處都是；一個人，你也別手上戴十個金戒指。像西班牙的畢爾巴鄂有一個古根海姆博物館就夠了；悉尼這個城市難道要建七八個悉尼歌劇院嗎？

　　廈門PX項目的出現不就是因為沒有財產稅么

　　人物周刊：前言中有段話挺打動我的，你說在單位怕老百姓來找你，因為忍不住就要到現場去看看，去看了忍不住就要扮演一個記者的角色。你怎樣來平衡自己？

　　王軍：有的被拆遷的老百姓找到我，在我面前哭泣，甚至下跪，那一刻我感到很脆弱，我不過是一個小記者而已。但我又忍不住要聽聽他們的故事，忍不住要到他們家去看看，看了之后又忍不住要表現出一個記者的狀態，這使得我的工作時常處在一種非常復雜的境況之中，那時惟一能夠拯救我的就是把工作做得更扎實一些、更職業一些。我熱愛這個職業，我相信我的工作不是為了制造仇恨，而是使社會能夠溝通。這樣的信念使我的工作能夠持續。我很感謝那些來找我的老百姓，是他們教會我如何認識城市。

　　人物周刊：老百姓教給你什么？

　　王軍：看到他們痛苦，就會想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樣的情況，我不得不把工作的重點調整到這個方面，這也加深了我對城市問題的思考。比如，老李被開發商老王手下的人打得頭破血流，我采訪了老李，又去采訪老王。我有時會想，如果老王和老李的位置掉個個兒，故事會不會也是一樣的呢？

　　人物周刊：老李和老王干架，最后你探明的原因是什么呢？

　　王軍：老王毫無疑問應該受到譴責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但在這個過程中，老王是強勢的，由于城市政府的收入太多地依靠房地產，一些官員會對老王的作為睜只眼閉只眼。這里面有沒有權力尋租？我沒有證據。但我清楚的是，城市政府與房地產開發有著太多的利益關系，這又跟剛才我提到的城市政府的公共財政狀況相關。

　　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矛盾：一方面，絕大多數住房實現了私有化，住房交易市場出現，住房不僅是一種消費品，它還是一種投資品；另一方面，政府大量的公共服務投入積淀在不動產的價值之中，因為沒有設立物業稅，這些投入不能正常回收，它們被補貼給了不動產所有者，這些所有者一轉手就可以將其變現。

　　在這樣的情況下，拆遷售地成為了城市政府回收公共服務投入的方式。打個比方，政府投入幾十億元修了一條地鐵從你家門口通過，你家房子的價值一下子增值了，增值的部分是從哪里來的？是地鐵的投資沉淀到每家每戶來的，你把房子一轉手就把這個錢揣到自己兜里了。可城市政府沒法回收地鐵的投資，惟一的回收方式，就是一發狠，把你們家拆掉，把地再賣一次，把增值的部分賺回來。這就是中國城市目前的一個基本矛盾。

　　我到美國去，問他們的城市為什么不干這種事情，回答是他們城市的稅收是與每家每戶的安全和房屋的增值聯系在一起的，他們有財產稅(propertytax，相當于目前中國計劃開征的物業稅，也稱不動產稅)，就是定期對不動產評估市值，按照固定利率(許多州是1%)來征收。比如你的不動產價值100萬元，你每年就得交1萬元的財產稅。在美國，財產稅收入通常占城市政府收入的一半以上，這使得市長們能夠專注于供應公共服務，因為這會推動不動產增值，提高財產稅收入，所以，這些市長沒有必要拆房子賣地皮“經營城市”，更沒有必要搞一個PX項目在你家門口，因為這樣的項目會讓城市的不動產貶值，政府這樣做就是自毀金飯碗啊。廈門PX項目的出現不就是因為沒有財產稅么？中國城市的很多問題就是這樣來的。

　　人物周刊：如果有人問，我的房子不進行交易的話，為什么要交這筆稅？

　　王軍：你在享受公共服務啊。你家附近的市政設施、學校、醫院、環境質量都變好了，你在享用這些東西啊，你是不是應該付費呢？公共服務的錢是從哪里來的？是從政府的財政收入來的。政府的財政收入是從哪里來的？是從所有納稅人那里來的。公共服務的投入是無法均衡分布的，你們家的房子更值錢了，證明你們家享受了更多的公共服務，納稅人的錢被更多地投入到你們家這一帶，并沉淀在你們家的不動產價值之中。你是不是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呢？

　　人物周刊：如果有人說，在交個人所得稅的時候，涵蓋了對所在城市應盡的義務。如果每多享用一項公共服務就要多交一筆稅，那將是很可怕的。

　　王軍：你如果不買房子，只是租房子，你就不承擔繳納財產稅或物業稅的義務。所以，在美國，房屋的私有率去年才達到70%，英國更低。這些國家的城市建設了相當規模的供低收入者租用的可負擔住宅，住這些房子是不用繳納財產稅的。

　　歷經一系列變化，目前統一的面向不動產征收的城市房地產稅已不復存在。2003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實施城鎮建設稅費改革，條件具備時對不動產開征統一規范的物業稅，相應取消有關收費。”我認為，這個決定是非常必要和及時的。

　　人物周刊：物業稅的開征會不會讓中國成為一個高稅收的國家？

　　王軍：不能說是高稅收，應該是稅收合理的國家。一個好的所有制和一個好的稅制，是一個社會最為重要也是最為基本的契約，我們必須優化這個契約，中國的民主也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會得到真正的發展。

　　人物周刊：但是，僅《物權法》出臺就經歷了十年時間。

　　王軍：這已經是一個非常偉大的進步了。從1998年住房私有化到《物權法》出臺，我們只用了10年啊。在人類保障人權的歷史中，這10年算長嗎？這10年對中國的人權建設具有重大意義，沒有財產權就沒有人格啊。雖然在這個過程中，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這個過程已經開始了。

　　人物周刊：“拆”實際上加深了人與人之間的傾軋。

　　王軍：在拆遷賣地的游戲規則下，就會發生社會財富的大規模轉移，并向少數人集中。這是非常危險的。

　　梁思成有一雙特別清澈的眼睛

　　人物周刊：業界有個說法，新華社能出王軍這樣的記者，挺不容易的。

　　王軍：這么說，可能是缺乏對新華社的了解。新華社優秀的記者太多了，只是他們做的很多工作大家看不到，因為是內部調研。新華社記者承擔著非常重要的職責，很多記者是冒著生命危險深入到第一線調查研究。很多記者我自愧不如。我的工作能夠被大家關注，只能說我很幸運。

　　人物周刊：你看問題的態度，不太像一個揭內幕、底牌的記者，不是那么激動、也不是那么憤怒。

　　王軍：我總是喜歡把事情放在一個背景下去看，放到10年、30年、50年、100年甚至幾千年的背景下去看，這時我會安靜下來，會有更多的發現，會更堅定地開展自己的工作。

　　人物周刊：說說你從1993開始研究梁思成先生的收獲，研究這個人物對你的職業生涯有哪些影響。

　　王軍：梁思成加深了我對生命的理解和認識，也加深了我對他經歷的那個時代的理解和認識。梁先生有一雙特別清澈的眼睛，在那里面，你可以讀到希望、憂傷，還有困惑。

　　拆除北京古城，讓梁思成無比的痛苦，因為父親還在他的血液里活著。梁啟超是位大學者，早年關心政治，后來心灰意冷。梁思成少年時的表現跟他父親一樣，“五四”時上街游行，在學校辦報紙，帶頭罷課，驅逐校長……父親一把把他拉回來，后來又寫信告誡他，唐代有兩個大文豪，到朝廷做了大官，可與李白和杜甫相比，誰對國家的貢獻大呢？父親要求他以學術報國，他也正是這樣去做的。

　　他和林徽因就是懷著這樣一種樸素的追求，希望學到一門技術，對國家有用。中國人民應該感謝他們兩位在1931 年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在中國營造學社的工作——他們一次次從北京北總布胡同的家出發，到深山老林里調查中國古代建筑遺產，找到了隋代的趙州橋、唐代的佛光寺、遼代的應縣木塔等一大批珍貴的文物建筑，并作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在山西應縣，梁思成冒著生命危險徒手攀上將近70米高的木塔，差點掉下來。他在1943年完成薄薄一本《中國建筑史》，這背后是他和中國營造學社同仁，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在日本侵華前的華北、東南，以及抗戰期間的西南，踏訪了15個省、200多個縣，測量、攝影、分析、研究了2000多個漢、唐以來的建筑文物！

　　梁思成這一生做了很多事，他是中國現代建筑與城市規劃學科的奠基人、中國現代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中國建筑史研究的開創者。但這一切又只是為了一件事——愛國。可這個國他愛得如此艱難！“文革”時期逼迫他寫交代材料，檢討自己的愛國心，說你這個牛鬼蛇神有何資格愛國。梁思成寫下了“檢討”，第一句話就是：“我從小就以為自己是愛國的，而且是狂熱地愛我的祖國。”

　　我一直想寫一本《梁思成傳》。我深知人是最難寫的，人的內心世界是如此豐富，如此難以把握。我也知道作為一名記者在繁忙的本職工作之余所做的這個研究，肯定存在力有不逮之處。但我還是想寫他，因為這件事對我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