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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創新，再創新

　　即使能源利用率大規模提升也不能解決當前我們所面對的能源災難，這是因為蓬勃發展的發展中國家對能源的需求量遠遠超出當今世界能源最大生產能力。因此我們需要整個藍圖中最重要也是最難實現的一步，建立一個新的不依賴于碳的能源系統。我們距離實現這一目標還有很大的差距，而且我們當前所采取的戰略也模糊不清。綠色研究機構清潔技術集團(Cleantech Group)總裁帕克(Nicholas Parker)預測：“在未來的十至二十年間，人們必須重新調整與構建人類、自然及能源之間的關系。”

　　沒有任何問題，對嗎？好消息是數以千記的科技精英正在為解決替代能源難題——這一美國劍橋能源研究協會(Cambridge Energy Research Associates)主席丹尼爾?尤金(Daniel Yergin)所稱的“大幻想”——而努力工作。2007年，風險投資基金對清潔能源技術部門的投資達到51.8億美元，與前一年相比增長了44%。毫不令人驚訝的是，在加州尤其是在硅谷，已有許多先進的環境保護分子，配備著無與倫比的科學知識與企業家精神，全力投入潔凈能源的研發領域。

　　以海灣區的阿米瑞斯生物技術公司(Amyris Biotechnologies)為例，杰克?紐曼(Jack Newman)和他的研究團隊利用基因改造的細菌提煉更好的生物燃料，以規避清潔能源領域長久以來存在的有關糧食和能源的爭論。在近1億美元風險投資的支持下，阿米瑞斯公司試圖利用細菌發酵從木屑等材料中提煉生物燃料并大幅度提高生物燃料的萃取量。“技術能夠作到一些令人吃驚的事情，”紐曼說，“我們所作的是在最短的時間內實現這一可能。”

　　政府同樣可以提供支持。雖然沒有什么能比得上自由企業所釋放的創新活力，但政府在整個進程中的支配也同樣重要。穩定的碳排放價格將提高發展更經濟的替代能源的創造性。如果政府愿意像把當初推動“阿波羅”計劃那樣更好分配它的研發資金，這將催生出更多的清潔能源企業。據統計，目前美國政府每年提供給相關企業的研發預算與稅收減免額為50億美元。相較之下，2008年度的聯邦財政預算為2.9萬億美元，而伊拉克戰爭每月的軍費具估計為120億美元；如果由我們決定預算支出的優先順序，很明顯應提高財政對清潔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研發的傾斜。民主黨人發起免除對石油工業180億美元的免稅而將這筆錢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研究的計劃將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這筆可能得到的錢的花費途徑很多。光伏太陽能電池板的改善最為顯著，但以目前的研發速度，至少還需要5至10年的時間才能實現太陽能發電與目前的化石燃料勢均力敵。更具前景的是太陽能發電站，西班牙清潔能源巨頭Acciona在內華達州沙漠建立的太陽能發電站今年春天舉行了落成儀式。這一裝置占地300英畝用，使用182000面弧形太陽能電池板捕捉聚集太陽的能量，通過加熱在管道中循環的合成油產生蒸汽推動渦輪進行發電。反射鏡和管道相當便宜，也并不是什么高科技材料。訣竅在于擴大規模降低價格。

　　風力發電，是目前各種再生能源中最成熟的技術，也被廣泛的利用，但我們必須尋找到在無風時儲存電力的方法。其它如潮汐能發電、地熱能以及核聚變技術等邊緣替代技術，在有充足資金并具有足夠運氣的話也能迅速發展起來。

　　政府應對所有的研究提供研究基金，而不要試圖孤注一擲。在以往，美國政府支持用玉米乙醇占領市場，結果造成林地濫墾、食品價格上揚等后果，這一生物燃料丑聞表明政府直接補貼輕易地因政治原因被濫用。一定比例的國家電力供應必須來自可再生能源的國家可再生資源投資標準將迫使能源公司更大程度采用替代能源，這將使技術發展取得最好的結果。為實現這一目標，政府已經停止了對化石燃料工業數以十億記美元的補貼，這些補貼可以增強化石燃料工業的內在優勢。對此，標準可再生能源(Standard Renewable Energy)的首席執行官約翰?伯杰(John Berger)的看法是：“在原油價格達到每桶100美元的今天，石油工業會需要1美元嗎？”最后，一些微觀政策稅額抵扣等優惠能使太陽能發電和環保建筑等變得更為經濟，使得家家戶戶都能接受。這些信貸優惠使風能和太陽能產業邁出了發展的第一步，但是如果法令到期不能延長，法律擔保將到期終止。作為2005年能源法令的一部分，太陽能投資信貸為太陽能發電交易提供了30%的稅額抵扣，但如果不能解決阻礙該法令延長期限的立法僵局，該方案將在今年年底終止。幸運的是，國會似乎準備延長該法令的期限。主要的太陽能裝置的制造、安裝商SunPower的外事副總裁朱莉?布魯頓(Julie Blunden)表示：“如果該法案到期終止，政府和商界所取得的良好業績都將被抵消。我們的業務今年年底將煙消云散。”

　　如對于這些再生能源領域的新興企業，政府應該給予，讓他們的研發無后顧之憂，在未來也可以降低成本令家家戶戶都愿意轉換使用綠色能源，德國就是最好的例證，因為政府鼓勵，所以他們的再生能源產業可以遠遠超前。

　　長久的斗爭

　　如果我們采取上述所有步驟，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并且配合節能科技，同時加大對綠色能源科技的公共和私人投資，那將對我們的生活產生什么樣程度影響？據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John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能源專家亨利?李(Henry Lee)的計算，我們會變得略窮一些，與氣候變化的長期對抗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會導致我們每年失去GDP總量的2%~3%。反之，若我們什么都不做，不受控制的氣候變暖將結束全世界的繁榮。但從長遠來看，我們將這筆流失的金錢當作投資，再與國際共同行動相配合，人類將在半個世紀內從根本上減少碳排放量，遏止氣候變化，進入“后碳世界”。

　　最后，對抗全球變暖不能以財政年度來計算，這是我們世世代代都必須面對的問題。我們所采取的應對政策也必須與時具進，而不應受制于選舉周期。我們從智庫和軍事學院了解到任何危機的解決通常取決于一個居于統治地位的世界大國，這個大國必須擁有具有大量科技的發明家、可支持起活動的金融家以及對其他國家的外交吸引力。這樣的國家當然存在，并且這個國家恰恰是我們美國。自20世紀中葉以來，美國進入了一個良性的發展周期，她所獲得的優勢地位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我們可以在20世紀的最初幾年放棄我們的責任，也可以像我們以前那樣在世界需要領導者的時候臨時客串一下。我們所追求的目標是綠色環保，但每個人都對綠色環保有不同的認識，我們如何才能在這一問題上取得廣泛共識？

　�。ㄔ�文來自Time，譯者:flysw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