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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造園有著悠久的歷史和高深的造詣，堪稱藝術而無愧；在世界造園史上，它獨樹一幟，并對東西、方造園業已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以致有“中國是世界園林之母”的美譽。這里，可以東方的日本和西方的歐洲為重點，扼要地介紹一些情況。

　　 1．對日本的影響

　　 中國造園大約已有三干多年的歷史，并形成一個獨特的體系。在其發展過程中，與外國早有交流。在東方，除了與中國接壤的大陸國家，如朝鮮、越南等早受其影響而外，隔海相鄰的日本，也早就借鑒了中國古代造園藝術與技術的成就。

　　 日本學術界的意見認為：日本在飛鳥時代(593—709年)以前很少園林資料，就考古發掘獲得的古鏡上所刻畫的住宅形象來看，只在房屋附近種植一些樹木。而自飛鳥、奈良時代(593—793年)起，以中國文化為主流的大陸文化傳入日本之后，其造園藝術才發生了一個飛躍的進步。近年來日本出土這一時期的流杯渠殘石，表明了始自晉人追求林泉歸隱的“曲水流觴”這一園林內容，當時已經傳到日本。

　　 或曰，在7世紀末8世紀初(飛鳥末期)，中國的道家思想以及“神仙”的說法傳入日本，實際上，應遠早于這個時期。這一思想明顯地對其園林創作產生影響，約當9世紀初葉。在日本平安時代(794—1185年)的園林作品中，即已得到比較廣泛的反映。當時的御苑及貴族府邸中的所謂“池泉庭園”，便是像中國唐代的池中有山的“山池院”形式。例如日本在1086年所建造的鳥羽離宮，就是這種“神仙島”景象的創作。這一風格盛行于桃山、江戶時代（1574－1867年）。1598年所修造的被譽為桃山時代的代表作——醍醐寺三寶院庭園，即是一池三山(蓬萊、方丈、瀛洲)的做法。而至江戶時代，無論是諸侯御苑、寺院園林，還是一般私家庭園中，都廣泛地采用蓬島神山的主題。不過后期島的設置已不限于三個，而是只取其涵義，在構圖上一個或多個不拘了。蓬島神山的進一步發展，遂形成日本化的龜島、鶴島的形式。這一思潮的影響，一直延續到近代。

　　 在歷史上，中國造園思想的另一潮流——“佛教趣味”的造園，也是在7、8世紀之交傳到日本的；而佛教思想對于其園林創作影響之深遠，似乎更甚于在中國。日本的所謂“須彌山”、“九山八海石”的手法，便是這一影響的跡象。日本造園中佛教思想影響的具體化，約當平安中期(10世紀至11世紀中)。毛樾寺庭園可算是在此影響下產生的所謂“凈土園林”(按日本學者的說法)的典型作品。

　　 隨著中國文化的東渡，造園技藝也被直接、全面地介紹到日本。當時在日本的造園中，除上述蓬島神山及“凈土世界”(日本造園中對“凈土”的理解，是指清凈的美妙的極樂世界)的創作思潮而外，更有進一步集仿中國古制的作品出現。譬如，在平安時代模仿唐長安而規劃建造的平安京城及宮苑中，就有取意周文王靈囿而創作的禁苑——“神泉苑”。

　　 中國園林藝術思潮，歷來影響著日本園林的創作；在歷史上，中國社會思想的流變，也莫不對其創作起著作用。中國園林藝術中的佛教思想影響，雖然感染了日本平安朝的創作，然而對于其園林意境更為深刻的觸動，卻是在1186—1333年間——鐮倉時代，禪宗及宋儒理學思想傳入以后。禪宗及理學思想為日本當時的統治者——“武家”所利用，由于政治上的推崇與獎勵，一時遂得到極快的發展。禪宗及義理的哲學思想在日本普遍流傳，深入民間而成為左右社會風尚的主導，是在1334—1573年間(室町時代)，這也正是日本造園史上的黃金時代。鐮倉、室町時代日本禪僧最喜歡傳誦蘇東坡的“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凈身”的帶有濃厚禪味的自然觀的詩句。這也可以看出中國宋、明儒家思想對其影響之深。當時日本的禪僧在學術界占有統治地位，禪宗及宋、明儒家思想也就成為當時日本文學藝術的主導思想。這反映在造園藝術上，不獨是園林意境，甚至在具體意匠上都有顯著的表現。諸如渲染深山幽谷隱居環境的松風、竹籟、流瀑等聲響的借用處理，象征釋迦、觀音、羅漢的石峰點置，效仿摩崖造像的點景處理，以及普遍使用的三尊一組的構圖章法等等皆是。

　　 隨著中日兩國使節、僧侶、商人逐漸頻繁的來往，兩國文化得到進一步的交流。 因之，使中國造園技藝和林泉享樂習尚，得以直接、及時地介紹到日本。如鐮倉時代(當南宋時期)日本禪僧榮西再度入宋，留學四年，回國的時候，將茶及啜茗這一林泉生活習尚帶回日本，這可以說是孕育后來室町時代(約當明朝中葉)茶道之風及從而產生的一次園林創作的巨大變革(“茶庭”等類的出現)的胚胎。又如，室町時代日本的造園巨匠夢窗國師開始經營天龍寺庭園，用天龍寺船與中國貿易以籌備經費，也曾將我國當時的名產及工藝品、繪畫等帶回日本；日本杰出的畫家雪舟來中國訪問留學(1467—1469年，明成化三至五年)，也都促使了明代文化的東漸。此中，特別是宋、明山水畫的輸入日本，予日本室町時代的畫壇以很大影響。當時日本極為活躍的北宗周文派(天章周文等人所倡導)的水墨畫，便是師法馬遠、夏珪筆意，繼之又引彈宗的自然觀而別開畫境，從而確立了日本水墨山水畫的主導畫風。這對于當時日本的園林創作起著直接的作用。這一時期，日本的造園取法于山水畫，甚至直接參照宋、明繪畫的例子也很多。在園林景象創作中，其恬適閑逸的意境以及園中修建樓閣的作風，都可看出宋、明繪畫的影響(其實自鐮倉后期，在宋畫的影響下，樓閣之風就逐漸興起了)。

　　 日本學術界評論： 日本造園藝術的象征性、抽象性的所謂“縮三萬里程于尺寸”的寫意路數的形成，原因雖有種種，但首要的、最強有力的因素，卻是由中國傳入的佛教禪宗及宋儒理學思想的影響。在這一影響下，日本造園進一步發展，方有“石庭”、“枯山水”(亦稱“唐山水”，即以白砂象征水的做法)之類極端寫意的園林形式出現。中國唐、宋以來，文人、畫家的向往自然、田園的觀念，特別是宋、明儒家義理之學的自然觀，反映在中國造園藝術中，作為創作思潮，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日本造園的發展，而且這一影響還是相當深遠的(圖1)。迄至明朝末年，明遺臣朱舜水流亡日本(1665年)，可視為后期的又一次較為集中的影響。朱舜水在日本直到逝世的十余年間，都為當時日本的統治者以師禮相事。朱氏在日本除講學外，多從事園林創作活動。這對于當時日本造園的發展，起了顯著的促進作用。這一時期，日本統治者極為推崇宋儒思想，重復古之風，在園林藝術中，也形成一時的風氣。著名的諸侯御苑——東京“后樂園”，便是朱舜水取自《孟子·梁惠王》“賢者而后樂此”的意思而題名的(1668—1669年)。朱氏在對這一名園的修改潤色過程中，悉以中國造園藝術為準則。他依照中國江南田園情調，于園中創作的景象有單孔石拱橋——“圓月橋”。這不單在造園藝術方面介紹了一個嶄新的景象，而且也是第一次把中國拱橋的營造技術傳入日本。此后，曾引起許多園林的效仿，如178l—1788年于廣島“縮景園”中所建的“跨虹橋”即是一例(圖2)。后樂園中還有在尊儒復古的思想指導下添置的，奉祀伯夷、叔齊的“得仁堂”；在追求自然景勝的思想指導下，摹寫廬山風景而創作的“小廬山”；師法杭州西湖蘇堤、白堤景色而創作的“西湖堤”。這種追求自然景勝的設計思想，也得到廣泛的流傳，以致形成這一時期日本“大名庭”(一種權貴的大型園林)的風格特征。這一時期的摹擬自然景勝的創作中，關于山景，出現了許多描寫廬山的作品。在這一啟發下，隨之也有許多師法日本本土風景名勝的創作出現。

　　 在園林植物配置方面，日本也早受到中國前期造園的陳列鑒賞奇物名品的集錦式的創作思想影響。自我國名勝風景區引種馴化、培養而作為其造園材料的例子也很多。如奈良時代，日本唐招提寺開山大師鑒真，自祖國杭州孤山引松子育苗，作為唐招提寺庭園的觀賞植物，便是最早見于記載的一例。至江戶時代，引名勝風景區植物作為園林鑒賞配置的風氣已很盛行。引用中國風景區植物的，如“六園館庭園”中的四川柳、西湖梅等便是。

　　 日本造園，在歷史上受中國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對中國造園藝術發展有直接關系的中國歷代文藝思想的重大變化，也往往對日本有所影響，甚至中國的民間傳說，亦常被日本所吸取以為園林創作的題材。諸如，早在日本平安時代，就出現引用中國關于鯉魚跳龍門的傳說而創作的“龍門瀑”(后代已固定為程序化的瀑布類型之一)；室町時代引用中國猛虎遷居渡河的故事(載《后漢書·劉琨傳》)所創作的“虎渡子”的群置點石(龍安寺庭園)；中國古代八陣之說——魚鱗、鶴翼、長蛇、偃月、鋒光矢、方圓、衡軛、雁行，自唐代傳入日本后，也被據以發揮而創造有孫子、吳子、諸葛孔明等各式八陣的群置點石的章法。這類作品，最近的如本世紀三十年代修建的“岸和田城庭園”的諸葛孔明八陣圖——大將軍及天、地、風、云、龍、虎、鳥、蛇——的組石。

　　日本造園在其發展過程中，在不斷借鑒外國，特別是借鑒中國的同時，仍保持了它自身風格的獨立完整。現代日本園林，無論是它的經營藝術還是工程技術方面，在傳統的基礎上都取得了很大的發展，以至達到了世界公認的高水平，這對于近代以來已經落后了的中國造園來說，是值得我們很好地學習和借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