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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孔堅，湯河公園紅飄帶設計師, 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院長，北京土人景觀與建筑規劃設計院院長，首席設計師，暢談其著名作品背后的哲學。

　　ASLA: 用于北京奧運會的新建筑是否是可持續性的？

　　俞孔堅:坦率地說，我認為這些建筑并非是可持續的，因為建筑成本相當高，使用了大量鋼材，能耗驚人。當然，我也很自豪中國可以承辦如此盛大的體育賽事。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喜歡這類大型活動和大型建筑，這類活動當然是不可持續性的。

　　現在，北京用水資源短缺，地下水每年下降一米，空氣質量糟糕，交通擁堵嚴重。這些大型建筑使用了大量鋼材，是建筑同類比賽場館所需鋼材的十倍甚至二十倍。這些展示性景觀耗水量巨大，在可持續性方面，我認為毫無可持續性可言。這是巨大的浪費！此外，就城市和景觀而言，大型體育場館功能亦過于單一。

　　作為一名中國人，我為中國有實力承辦奧運感到驕傲，但我同時也感到，我們有必要認識到這種大型的展示性活動不應過于頻繁。

　　ASLA:請解釋一下Turenscape,“土人景觀”的由來。

　　俞孔堅:土人由“土”和“人”兩個漢字組成。土的意思是“泥土、大地、田野”，人代表了“個人、民族及人類”，這兩個字結合起來的意思就是“鄉土人”，也可以理解為土地和人，體現了我所理解的關于景觀設計是一門處理人與土地關系的學科。土人設計院的宗旨就是要在土地與人之間建立起和諧的關系。“土人景觀”也包含著鄉土人所創造的人與土地和諧的景觀。

　　ASLA:在《時代》雜志的訪談中，您提到中國需要一場思想的變革，您說“我們誤解了發達的含義，我們需要建立新鄉土，用新的語言來表現土地與人之間的關系。”您所指的新鄉土的表現形式是怎樣的？

　　俞孔堅:這種新鄉土體現在它必須應對當代中國的環境問題，解決中國當代的大問題，必須應用本土的材料，包括植物材料，必須服務于普通民眾。過去傳統的士大夫園林和化妝式的城市建筑，并不適合現代中國，我們應當找到新的解決方式，我稱之為新鄉土。

　　它應該關注生存問題，而非娛樂或觀賞性為導向。它應該用于生存的目的，因為我們人類現在正面臨生存的威脅，尤其在中國，我們面臨的危機更大：水資源嚴重短缺，70%的地表水受到污染，地下水位不斷下降。中國的危機在于：我們只擁有全球7%的自然資源——水和能源，卻要養活占世界總量20%的人口。這就屬于生存問題。

　　新鄉土完全區別于舊鄉土。舊鄉土以農業為根基，源于中國傳統的農耕文化，屬于下層文化，中國五千年的農耕經驗演繹了與這塊土地相適應的文化，這就是鄉土文化。同時，我們也發展出屬于士大夫階層的貴族文化。中國園林和中國古典的琴棋書畫等屬于上層文化，這些貴族文化與生存無關，僅僅是為了帝王、貴族、士大夫的享樂。

　　現在我們再次處于生存的邊緣，面臨生存危機的不光是農民、普通民眾，還有城市精英們。這是我們重拾下層文化的原因，因為這是生存的文化。我們必須找回基于農業文明的一整套生存技術和藝術。這種下層文化無論在西方或是東方的教科書中很少被提及，也很少有人談論，因此我們對普通的中國人如何利用這些生存的技術和藝術應對生存問題的策略知之甚少。我認為我們現在必須面對生存問題。因此，我把景觀設計稱為“生存的藝術”。

　　ASLA:您的回答涉及到我的下一個問題：景觀在中國藝術中占據很重要的位置。中國式園林是中國繪畫和詩歌的傳統題材。您所談論的新景觀如何在中國喚起人們對自然的尊重？

　　俞孔堅:士大夫園林屬于文化遺產——但那是已死亡的遺產，并非活的遺產。中國有活的遺產，就是下層文化的生存藝術——造田、耕種、灌溉、土地使用和水資源的利用等等。這是我們正真應該繼承的傳統，應該在當代把這一傳統發揚光大，使之發揮效用。景觀主要不是出于美化、造園、觀賞的需要。我們曾經誤以為上層文化就是我們的國粹、是我們優秀的傳統，卻忘記我們擁有功能性和藝術性俱佳的下層文化的優秀傳統。這才是我們正真的鄉土文化，功能強大的鄉土景觀。

　　ASLA:我在中國的旅行中注意到，經歷發展的很多中國城市似乎看上去都很相似。您過去曾向城市規劃者提議利用“反規劃”途徑，其主要觀點是什么？

　　俞孔堅:這正是我努力探索的事情：對傳統的城市和區域規劃的途徑進行變革和創新。傳統規劃基于人口增長的預測，以經濟發展為導向，重點在于開發。政府根據城市人口規模分配土地用于開發，并為此興建基礎設施，滿足城市發展需求。這是城市規劃的常規模式。我所說的“反途徑”是指景觀優先，優先規劃和設計生態基礎設施，首先進行不建設規劃，使之成為城市開發建設的限制條件。這種規劃方式可做到保障生態服務，保護文化遺產。比如我們可以整合雨洪管理系統、洪泛區、生物多樣性保護區、文化遺產地、綠色走廊等。總之，我們要把這些生態與文化遺產都整合為一種基礎設施。

　　在美國，這被稱為“綠色基礎設施”，但也有人使用“生態基礎設施”這樣的術語，特指確保生態服務的、基礎性的、關鍵景觀結構。生態服務包括提供清潔的水源、新鮮的空氣、為多樣化生物提供棲息地、提供娛樂休閑和審美啟智。

　　ASLA:中國是世界上景觀多樣性最豐富的國家之一，西北部有沙漠，南部和西南部有森林。針對如此眾多的地形，請您談談在設計上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在社會、經濟和設計解決方案上，天津與西安或者云南的麗江會有何不同？

　　俞孔堅:這正是“反途徑”的意義所在，因為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自然和歷史特征。城市特色首先源自城市所在地的自然景觀和自然過程，中國豐富的自然景觀和生態系統為豐富多彩的城市特色提供了可能。高山、丘陵、平原——比如天津就屬于平原地區，豐富多樣，中國人因此發展出了多種多樣的地方文化，因為文化是人們適應環境的方式，是利用自然資源求生存的方式方法的總和。高山、平原、森林、黃泛平原等，這是中國擁有多種文化景觀的原因所在，城市因之而各有特色。

　　城市特色的另一個決定因素是歷史。城市發展過程中的歷史文化，與城市所在的自然景觀與自然過程一起，主導城市特色的發展與演化。

　　為了創建和保護每個城市的特色，我們應該首先思考這些特色形成的機制。我們需要“反規劃”來保護每個地區的生態基礎設施，保持其自然系統的完整性，確保自然過程的通暢，并使城市的歷史文化遺產得以保護，如此，城市的文化個性才得以保存下去。

　　ASLA:中山造船廠遺址公園獲得2000年ASLA設計榮譽獎，紅飄帶項目獲得2007年ASLA的設計榮譽獎，它們分別反映了您的景觀設計理念的不同側面。請您談談這些項目如何體現您的設計哲學？有什么共同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