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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從汶川、北川等地震重災區考察回來的中國工程院院士謝禮立，在參加了兩天由國家汶川地震專家委員會重建組和中國城市規劃學會聯合召開的汶川大地震災后重建規劃專家研討會后，又馬不停蹄地趕赴中國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會的會場。

　　謝禮立說：“這是我工作的常態。”

　　作為中國地震工程聯合會會長、國際地震工程學會副主席，自5月12日四川汶川發生里氏8.0級大地震后，謝禮立就一直在為抗震救災獻計獻策。6月22日——中國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會開幕的前一天，剛剛抵達北京的謝禮立接受了《科學時報》記者的采訪，所談的話題還是圍繞地震。

　　可建范圍最大化

　　“目前，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災工作已進入恢復與重建階段。在這一環節，最重要的內容就是規劃，而規劃的核心是選址。”

　　謝禮立坦率地告訴記者，現在圍繞災后重建尚有很多爭論，主要的分歧在于是原地重建還是異地重建。他認為，鑒于目前我國國土資源緊張的局面，從技術角度來講，應該將可建范圍盡可能擴大。

　　“這次汶川地震有兩個世界性的特點：其一，它是‘板內地震’，即板塊內部發生的地震，具有震源淺、頻度高、強度大、分布廣的特征。其二，此次地震中大量滑坡造成堰塞湖等次生災害，滑坡儼然成為‘陸地上的海嘯’。”謝禮立說。

　　謝禮立認為，就防震技術而言，重建選址應該主要避開兩個地方，一是有嚴重滑坡的地段，二是處在斷裂帶中心的地區。“只要不在斷裂帶上，躲開中心500米，甚至一二百米的地方都屬于可建范圍。在這些可建范圍內重建的建筑物都應該是安全的。”

　　另外，談及提高設防標準時，謝禮立透露，汶川地震發生后，中國地震局已經編制了新的災區地震動參數區劃圖，為恢復重建工作提供抗震規范。區劃圖的總體抗震水平在8度左右。“實際上，距離下次發生如此強度的地震還會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所以設防的標準沒必要太高。設防標準高，意味著災后重建的成本就會大大增加。”

　　重點防護的不僅是學校

　　“汶川地震發生后，社會輿論普遍認為，要提高學校、醫院等人群集中區建筑物的防震標準。可是，很少有人意識到這樣做的原因。”

　　謝禮立認為，之所以要重點防護這些建筑物，是因為生活在這些建筑物中的群體都是弱勢群體。與普通人相比，小孩、病人的逃生能力與自救能力都要弱很多。如果從這一理念出發，那么幼兒園、孤兒院、養老院、敬老院以及殘疾人集中的建筑物都應該被列入提高設防標準的范圍，而不僅僅是學校和醫院。

　　此外，在這些重點區域，除了提高設防標準外，還應該提高設防的目標。對此，謝禮立舉例說，“如果將一所建筑物的抗震標準由7度提高到8度，這意味著發生8級地震時，建筑物會遭到中等程度的破壞，經過適當修理后還可以接著使用。而如果提高設防標準的話，同樣標準的房屋可以做到基本上不發生破壞。”

　　據介紹，由謝禮立主編的《建筑工程抗震性態設計通則（試用）》一書就是從控制建筑物的變形能力、地震速度位置反應等方面來提高建筑物的設防目標的。該書所建立的標準是我國第一部推薦性的設計標準。

　　“在采取提高建筑物設防目標的相關措施后，房屋的建筑成本大約會增加20%。不過，這應該是在中國百姓可接受的范圍之內。”謝禮立說。

　　災難都是如此相似

　　“我已經經歷過1966年的邢臺地震、1970年的通海地震、1975年的海城地震、1976年的唐山和松潘地震以及1996年的包頭和麗江地震，所以面對汶川地震災區現場，我唯一的感受是，災難都是如此相似。”當問及四川地震災區給他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時，謝禮立這樣告訴《科學時報》記者。

　　“我在國家汶川地震專家委員會成立的大會上，也是這樣跟溫家寶總理說的，‘我現在所想的是，下一個汶川在哪里？’”謝禮立說。

　　他認為，防震減災與通常的防災減災一樣，一般有兩大措施，即災前的措施和災后的措施，而防災減災的最終目標是不要發生災害，以及永遠不施行災后的措施。因此，最有效的防災減災措施應該是災前的措施，也就是要“預防為主”。換句話說，災后的措施用得越多，反過來說明災前的措施還不得力，還有問題。“作為一名防震減災工作人員，我希望永遠不要讓國家領導人為了發生災害而傷腦筋，跑現場，當救災的總指揮。”

　　謝禮立告訴記者，地震預報的難點在于不能直接研究地震，所以目前還無法做到準確預報，而這方面的技術也遠沒有到穩定、安全、可靠的程度，不能隨便加以應用。不過，雖然目前人類還沒有能力使自然界不發生地震，但面對地震這樣的自然現象，我們卻完全可以做到讓它不要給人類造成重大的、難以挽回的損失。

　　“我們應該認識到，導致地震災害的主要責任是我們自己，是人類社會。我們要用正確的方法來指導防震減災的實踐，要將主要的精力放在采用土木工程方法上，而不要將它寄托在目前或今后相當一段時間內都做不到的地震預報上。”謝禮立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