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尚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城市化仍任重道遠，因此我們絕不能受“逆城市化”的誤導而放緩城市化進程。

　　最近有學者預言：中國未來發展將逐步顯現“逆城市化”特征。“逆城市化”是1976年美國學者波恩提出的概念，意思是當一個國家城市化率達到一定水平后，人口會向小城鎮或鄉村流動。此現象能否可看作是“逆城市化”？或者中國城市化的趨勢是否會出現逆轉？本文將就這個問題進行討論。

　　從一種消費選擇現象說起

　　前年夏天我們到福建東山調研，聽說當地有一條海鮮街，那天特地去那里用晚餐。選哪家餐廳好呢？我們從街道一頭往另一頭搜選，結果發現越靠近中段，餐廳里顧客越多；而走過一半，顧客卻漸漸少下來。有趣的是，去年在北戴河也見到海鮮一條街，而且也是中段餐廳顧客多。于是突發奇想：消費選擇聚中是否是個規律？

　　帶著這個疑問，后來又到北京的幾處餐飲街作探訪，所觀察到的結果與在東山、北戴河看到的情況大體相同。由此可以斷定，消費選擇聚中應該是個規律。可怎樣論證這一規律呢？科學研究方法論說：事實不能用事實解釋，要用理論解釋。問題是我們用什么理論作解釋呢？這些日子反復思考，所想到的理論解釋如下。

　　（一）前提假設。作理論推理需要有相應的前提假設，而我的假設是：海鮮一條街是競爭市場，且每家餐廳都是受價者而非覓價者。也就是說，各家餐廳所提供菜品的“性價比”皆大致相同。為何作這樣的假設？因為在充分競爭條件下，誰抬高價格誰就會失去顧客；而壓低價格則引發惡性競爭，會導致所有餐廳多敗俱傷。

　　（二）推理工具。研究人類行為規律當然是要用需求定律。需求定律說：在特定約束條件下人們要爭取收益最大化。而此處對消費者來講，約束條件是搜尋餐廳所付出的成本（時間與體力）；收益最大化，則是尋找到“性價比”最優的餐廳。顯然，消費者作何選擇最終要根據自己的“搜尋成本”與“餐廳性價比”作權衡。

　　（三）成本收益分析。從成本看，隨著搜尋餐廳數量增多，消費者體力或時間耗費增加，邊際成本不斷上升；從收益看，由于存在競爭，餐廳“性價比”大致相同，并不存在最價廉物美的餐廳。這就是說，人們從街道兩端搜尋至中途，其邊際收益皆為零。既如此，當兩端顧客碰面交換信息后會停止搜選，于是形成了消費選擇聚中現象。

　　若以上推理成立，我們便可提出“消費選擇聚中定理”。可表述為：假定市場存在競爭且供給產品的品質相同，那么消費者對消費場所的選擇一定聚中。反之，若市場競爭受到限制，或者產品的品質存在差異，則消費者選擇不會聚中。比如“酒好不怕巷子深”，消費者不聚中選擇，是因為產品的品質與眾不同。

　　從消費選擇聚中看工商企業扎堆現象

　　現實中還有一個現象：工商企業大多偏好扎堆。留心觀察，我們不難發現一個城市最繁華的地段，往往是中心城區。為何中心城區會最繁華？因為中心城區的商鋪相對密集。若進一步問：各類商鋪為何要選擇在中心城區扎堆？解釋這一現象則需要借助上面的消費選擇聚中定理。

　　事實上，商家在何處開店也是行為選擇，既然是行為選擇，那么也得服從約束條件下的利益最大化規律。對商家來說，約束條件是生產成本和銷售成本；而利益最大化，則是爭取最大化銷售利潤。就單個商品來說，利潤等于價格減成本。若成本一定，價格越高利潤越大；若價格一定，則成本越低利潤越大。

　　根據供求原理，商品供不應求，賣方可以按成本加利潤定價；但若商品供過于求，價格則由需求方（買方）決定。然而市場經濟常態是商品供過于求，故價格通常是由買方的需求決定而非賣方的成本決定。既然商品價格由需求方決定，而銷售收入等于單位商品價格乘商品銷售量，于是銷售量便成為決定銷售收入的關鍵變量。

　　進一步分析：企業總利潤等于總銷售收入減總成本。前面說過了，決定銷售收入的關鍵變量是銷售量，而根據消費選擇聚中定理，商家為了擴大銷售量，必然會選擇在消費者密集的中心城區開店；另外從成本看，假定短期內企業技術變化相對穩定，生產成本也相對穩定。如此，銷售成本就成為決定總成本的關鍵變量，若要降低銷售成本，商家也會選擇在中心城區開店。

　　以上是對工商業扎堆的理論解釋，要判斷這一解釋是否成立，則需要用事實作驗證。限于篇幅，這里我僅舉兩例：一個例子是小城鎮的前店后廠。不知讀者是否注意到，國內小城鎮存在一種普遍現象，那就是臨街面大多是商鋪，而商鋪后面是加工作坊。對為何存在這種現象，我曾與多家商鋪主人交談過，他們一致的解釋是，前店后廠既方便消費者購買，也能節省商家的銷售成本。另一個例子是大城市的銷售門市。與前店后廠不同，比如茅臺酒、陽澄湖大閘蟹等生產地并不在大城市，而生產企業卻選擇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設門市（專賣店），出現這種現象原因有二：一是生產工藝對氣候、土壤、水質等有特殊要求，產品在當地生產的成本更低；二是大城市人口多、市場需求大，在大城市設門市可擴大銷售，同時也可節省消費者的搜選成本。

　　現實生活中類似的現象很多，究其原因，說到底皆是工商企業為了爭取利潤最大化而生產跟著銷售走，銷售跟著消費者走；而由于消費者選擇傾向聚中，所以就有了工商企業扎堆現象，這種帶規律性的現象我們不妨稱為“工商企業扎堆定律”。

　　從工商企業扎堆看城市化規律

　　據歷史學家考證，城市最早起源于鄉村集市。隨著家庭自然分工（男耕女織）和生產工具改進，生產效率提高，人們生產的產品除了滿足自己消費還有了剩余。剩余產品需要交換，于是在一個區域的中心慢慢出現了集市。不過早期集市的交易量并不大，而且只在固定時間（如每月初一、十五）交易，因為當時人們剩余產品不多，沒人會每天為賣兩、三個雞蛋就跑一趟集市。

　　需要研究的是，早期的鄉村集市為何會演變成后來的城市？從經濟學角度分析，是自然分工發展成社會分工后，社會分工推動了城市的興起。

　　經濟學說過，商品交換有兩個前提：一是不同的產品所有權；二是社會分工。若不保護生產者的產品所有權，不可能產生商品交換，而且會導致偷盜、搶劫盛行；而若沒有社會分工，也不會有普遍的商品交換。比如當種植業與紡織業成為固定的社會分工后，人們就需要互通有無，而要互通有無，就必須交換，否則專門種糧食的會沒衣服穿，而專門織布的會沒糧食吃。

　　分工是交換的前提，但有交換并不等于就有城市。所謂“興城先興業”，說的就是城市發展要有產業作支撐。是的，假若沒有工商企業在集市附近扎堆，集市不過就是個交換場地，不可能變成城市。由此想深一層，工商企業選擇扎堆其實除了消費者傾向聚中選擇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社會分工。若沒有社會分工，也不可能有工商企業扎堆。

　　何以作此判斷？讓我仍以種植業與紡織業分工作分析。眾所周知，種植業的勞動對象是土地（農田），由于農田搬不動、移不走，這就決定了種植業不可能到異地扎堆。然而紡織業不同，它不以農田為勞動對象，可以離開農田到某個銷售地投資設廠。也正因如此，所以我們說有了社會分工，工商業扎堆才有可能真正扎堆。

　　需要追問的是，工商企業扎堆為何能帶動城市的興起呢？可從兩方面看：一方面，工商企業扎堆會對勞動力產生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工業部門收入高于農業部門，勞動力也會從農業向工商部門流動。我們知道，勞動力既是生產者同時也是消費者；而且勞動力流動會伴隨資本、技術等要素向工商業部門流動。當工商企業數量集聚到一定規模，集市也就漸漸變成了城市。

　　事實確也如此。今天的城市之所以分別處于不同區域的中心位置，歸根到底，是消費聚中選擇和工商企業扎堆所形成的結果。放眼看，迄今為止世界上沒有一個城市化國家繞開了工業化；也沒有一個工業化國家繞開了城市化。可見，城市化與工業化是密不可分的同一過程。

　　也許有人問：城市是工商業扎堆的結果，可為何城市會有大小之分？對此我們仍需從分工與交換的角度解釋。經濟學講：分工決定交換，但同時交換的范圍也決定分工的范圍。換句話說，市場交換的半徑越大，分工范圍就越大；分工范圍越大，從農業分離出的工商從業者就越多。工商從業者越多，城市規模也就越大。

　　舉個例子解釋吧。若交換范圍僅局限于一個村，那么分工就只能在一個村范圍進行。假定一個村分工后有8戶人家從事工商業，顯然，僅有8家工商企業的集市算不上城鎮；若交換范圍擴大到10個村，在10個村分工則有80家工商企業，這樣集市就能變成城鎮；若在100個村范圍內分工，有800家工商企業則可足以撐起一個縣城。

　　中國城市化趨勢會逆轉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對前面的分析作一簡要總結，有三個重要觀點：第一，消費者對消費場所的選擇具有聚中傾向；第二，工商企業偏好在消費者密集地集聚扎堆；第三，城市發展需要以工商企業扎堆作支撐。如果以上三點成立，那么便可作為我們討論中國城市化趨勢是否會逆轉的直接判據。

　　先看消費聚中選擇。有學者認為，進入互聯網時代后人們搜選商品的成本會大幅降低，消費選擇聚中規律將不再成立。此看法是片面的。在互聯網上搜尋商品信息的成本雖會降低，但要從海量信息中甄別商品優劣也有成本，比如有人買到假貨或不中意的商品，其實就是他所付出的成本。這樣看，網店不可能完全取代實體店。只要有實體店存在，消費聚中選擇規律就不會變。

　　再看工商企業扎堆。隨著企業投資規模不斷加大，投資邊際收益會遞減，勞動力工資增長也會受到限制；同時隨著工商企業數量增加和城市人口密度加大，城市居民生活成本會提高。在此情況下，確實會出現企業（人口）向小城鎮和鄉村遷移的現象，但這種現象并不能改變工商企業扎堆定律，只是工商企業轉換了扎堆地點而已。

　　再看城市的產業支撐。工商企業選擇在何處扎堆，那里就會發展為城市，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一定如此。深圳是典型的例子，改革開放前深圳只是個小城鎮，1980年設立經濟特區后，吸引了大量工商企業扎堆，短短40年，深圳今天已發展成為聞名遐邇的大都市。相反的例子是澳大利亞的堪培拉，堪培拉雖是該國首都，但由于沒有足夠的工商企業扎堆，至今也不是大城市。由此可見，城市化要以工業化為依托也不會改變。

　　既然以上三點皆不變，那么怎樣看待美國學者波恩提出的“逆城市化”呢？我們的看法：企業（人口）從大城市向小城鎮或鄉村流動，只能說明城市存在適度規模限制，但不能將此看作是“逆城市化”。恰恰相反，這種流動表明城市化將全面提速：比如現在有些鄉村慢慢會變成小城鎮；有些小城鎮會變成小城市；有些小城市會成為中等城市或大城市。近年來工商資本下鄉，農村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已經顯現出這種勢頭。

　　分析至此，本文最后的結論是：無論生產要素向何處流動，它所改變的只是城市的規模和城市的生長點，而不可能改變消費選擇聚中和工商企業扎堆規律，故城市化的趨勢不可能逆轉。具體對中國來說，目前我國尚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城市化仍任重道遠，因此我們絕不能受“逆城市化”的誤導而放緩城市化進程。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