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好消息是北京不再拆四合院了，一個壞消息是已經拆的太多了。北京新總規正式發布，不再拆除胡同四合院了，據了解，《新規劃》明確北京的戰略定位為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新版總體規劃高度重視歷史文化名城保護，以更開闊的視角不斷挖掘歷史文化內涵，拓展和豐富保護內容。以歷史文化街區為依托，打造文化魅力場所、文化精品路線、文化精華地區相結合的文化景觀網絡，將老城建設成為承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地區。

　　北京將更加重視老城整體保護與復興，通過保護傳統中軸線、保護明清皇城、要保護原有的街巷胡同格局、恢復歷史河湖水系、嚴格建筑高度管控、保護重要景觀視廊和街道對景、保護老城傳統建筑色彩和形態特征等，使老城的整體格局、傳統風貌更加清晰。

　　前幾年，鼓樓地區就傳出過拆遷的消息。地理上的鐘鼓樓，位于北京城傳統的中軸線的最北端，是古代的報時中心。2012年歲末，鐘鼓樓廣場恢復整治項目的公告已經貼在周邊的大街小巷里，緊鄰鐘鼓樓廣場的66個院落將被征收。為表明鐘鼓樓周邊征收的正義性，不管在微博還是征收文件中，東城區政府都強調，“改善周邊居民雜亂擁擠的居住狀況”。文化遺產保護志愿者曾一智有時理解這些居民，但有時，又難抑憤怒，“在這么高額的補償款前怎能不動心呢？”令人擔憂的是，鐘鼓樓地區會不會成為第二個前門。“所謂‘前門模式’，就是拆了一批舊的，建了一批假的。”從此人氣就沒了，北京需要保留的是文化味的遺產，而不是更多的商業區和廣場綜合體。

　　北京的胡同，1949年約有7000多條，至2000年只剩2000多條，現在又經過了06年和07年的拆遷高峰，數量已經少的非常可憐。北京四合院的總面積也由1949年的1700萬平方米，銳減到最近的300萬平方米，消失的速度驚人。

　　北京市從1990年開始實施大規模危舊房改造計劃。至2002年，已改建面積達25平方公里，占到舊城總面積的40%。從2000年至2002年，北京拆除的危舊房總計443萬平方米，相當于前十年的總和，以后每年的拆遷面積也在20萬平米左右。

　　如今，當人們走在北京的環路上，滿眼都是寬闊的馬路、川流不息的車流和高聳的“水泥森林”，胡同和四合院已經難得一見。其實，以修的名義拆、以建的名義拆、或者是以改的名義拆，一直在遭遇拆遷之痛的還不只是北京的老城，南京、定海、福州、杭州等許多的文化名城都遭此厄運。在古老的建筑被推土機碾成廢墟的同時，一些沒使用多少年的高樓大廈也在慘遭爆破之痛。

　　沿北京的二環和三環轉了一圈，沿途半數以上都是10年內的新建筑，稍微老舊一些的樓房墻上不少都畫著鮮紅的“拆”字。除了一部分被列為文物古跡的重點建筑，上個世紀60年代的建筑已難覓蹤跡，70年代的建筑也所剩無幾。

　　據悉，始建于1976年的前三門地區的標志性建筑群已列入政府拆遷計劃。我國《民用建筑設計通則》規定，重要建筑和高層建筑主體結構的耐久年限為100年，一般性建筑為50年到100年。而實際上，我國住宅的平均壽命卻只有三十來年，這與歐洲住宅平均壽命在80年以上相比差距還是很大的。

　　很多歐洲的古城堡得以保存下來，一方面是古城堡的使用價值依然存在，歐洲人既沒有以危房的名義將其一拆了之，也沒有以保護的名義將其閑置起來，這是讓這些古城堡能夠一直保持生命活力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歐洲政府制定了嚴格的保護制度，任何人都絕對不能以任何理由損毀建筑。

　　相對來說，咱們的建筑就有點想拆就拆，想拆哪就拆哪。拆什么建筑都有理由，我們的前輩把城墻拆了，就為拆老城打開了通道，老城拆的差不多了，現在目標就瞄上了現代建筑。拆遷的根本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利益。金融街西擴自然也是利益驅使，政府官員講的很明白，金融街給當地財政的貢獻率幾近當地總收入的一半，是很多商業界人士在呼吁金融街已經不夠用了。

　　從金融街的建設和擴建的思路上來看，還除了增加財政收入外，還沒有其他的理由。金融街的建設動遷大批的當地居民到了郊區，現在再進入金融街已經聽不到北京音，感受不到北京的人文氛圍。

　　金融街里里外外的大廈夾縫象征性地留下了三處王府模樣的古建筑，但是與摩天的大廈相比，王府的尊嚴與氣派已經蕩然無存，同時，由于建筑沒有被利用，本來人氣旺盛的王府也只是成了紀念碑式標志物。

　　記得有個故事講，一個國王在山坡上建了一處莊園，莊園的下面有個磨房擋住了國王的視線，國王想以交換的方式讓磨房主人在別處再建一個磨房。但是磨房主以私產不可侵犯的理由，拒絕了國王的要求。據說現在這處莊園和磨房還在，成為西方民主的象征。而國王的后人和磨房主的后人也成了世交。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基本上可以用“城市化”這個詞來衡量。城市化過程還將在今后幾十年不斷進行下去。我們需要記住的是不能把房子建起來了，把文化和歷史弄丟了；把新北京搞的漂漂亮亮的同時，不要忘掉老北京才是北京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