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上越來越多的專家推薦綠色基礎設施作為各種因氣候變化、農業改革、城市交通等引發的環境問題的解決方法。在“歐洲2020”政策中，歐盟提出希望改善歐洲自然環境，德國風景園林師協會也宣布，將“綠色基礎設施”作為未來景觀設計的主題。“綠色基礎設施”是一個定義比較寬泛的概念，需要根據具體情況理解它。這個詞不存在清晰的定義。綠色基礎設施在最廣泛的層面上包含人類在景觀中的一切活動。這里既包含親近自然的結構，也包含開放空間中的人文因素。在德國，幾乎所有的文化景觀都被認為是綠色基礎設施。

　　這個詞匯真的有用嗎？美國環境和城市規劃師馬克·本尼迪克（Mark Benedict）和愛德華·麥克馬洪（Edward McMahon）在他們2002年出版的著作《綠色基礎設施：為21世紀的明智保護》（Green Infrastructure: Smart Conserv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中做出了明確的回答。“綠色空間被看成舒適的空間，意思是不一定有，但是綠色基礎設施卻意味著是必須要有。綠色基礎設施是國家自然生物支持系統保護和恢復所必須的，而不是處于休閑娛樂的目的的設施。綠色基礎設施是一個新的詞匯，但其概念卻不是新的。”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個詞首次在美國被使用，但是本尼迪克和麥克馬洪對該詞的使用都比該詞的發明者弗雷德里克·勞·奧姆斯特德晚。1903年，奧姆斯特德提出城市中的綠色空間應該連接成網狀，以便提升城市環境的質量。回顧歐洲城市綠地系統的歷史，我們也能看到一些其他詞的“發明者”，我們產生綠地網絡的概念的時間可能更加早。在這種情況下，專業的風景園林師在百年后顯然在公眾、媒體或者政治系統中培養人們城市綠地網絡意識方面沒有成功。

這個Vetschpartner景觀設計事務所2014年在瑞士溫特圖爾的設計案例明確地表明城市中自然的顏色不僅僅是綠色，也有灰色或者在某種情況下是棕色的。圖片提供：Udo Weilacher。

　　很明顯，比起使用熱詞，人們更希望環境和城市發展的機構重視在經濟和科技的社區中將綠色基礎設施更多付諸實踐。“綠色基礎設施”至少涉及兩個問題。第一，雖然很長時間以來，人們認為城市中的自然不只是綠色，還有灰色，但是使用這個詞讓人們覺得城市中的自然還是綠色的。瑞士景觀設計師基納·斯特在20世紀90年代發展了對“中性色彩”的理解，將其從固有的觀念變為傳統的刻板印象。設計的自由在于和建筑學或者城市規劃等相關的學科的合作。另外，城市生態學家多年來也強調，單靠綠色基礎設施來保證城市“自然生命支持系統”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們那時提倡尊重和發展所有城市復雜的群落生境，無論它們是綠色、灰色還是任何其他顏色的。景觀設計師近年來被規劃師尊重，因為他們不再將重點放在 “倡導綠色”上了。

柏林的克羅伊茨貝格的屋頂農場。如果建設城市開放綠色空間中的基礎設施重點關注的是技術層面的問題，那么很有可能城市中的自然空間被閑置，城市居民會忽視這些地方的。圖片提供：Udo Weilacher。

　　綠色基礎設施的第二個相關問題與“基礎設施”這個術語的技術內涵有關。即使“社會基礎設施”也是規劃項目中常用的關鍵術語，人們還是經常在上下文中使用“基礎設施”來表示交通、能源、通信或者物流等內容。技術重點是由綠色基礎設施的倡導者提出的，它強調自然環境以及功能性服務設施的使用。2013年，歐洲委員會宣布：“綠色基礎設施是通過自然的解決方法提供生態、經濟和社會效益的工具。它使我們對于自然對人類社會的價值有更加清晰的認識，也有助于我們在綠色基礎設施上加大投資力度。同時，也能避免我們依賴非常昂貴的基礎設施來解決問題，因為自然常常能夠提供更加邊界和耐久的解決方案。自然和半自然的地方的規劃具有其他環境的特征，這些特征是通過設計能提供廣泛的生態服務。”沃爾夫岡·哈伯（Wolfgang Haber）是知名的德國園林生態學家，他批評道：“服務設施'就是讓自然為人服務，這種理解非常荒謬。"哈伯擔心這種思想會使人們因為經濟第一的想法犧牲環境最重要的品質，而這種犧牲僅僅是因為這些環境品質沒法以貨幣的形式量度。"一切，甚至觀賞園林的幸福感，都要用經濟指標衡量。關于功能和目的的問題都是被提出來的。”20世紀60年代，規劃設計開始向唯功能的方向退步，這使得現代景觀設計的突然變得狹隘了。

　　盡管如此，“綠色基礎設施”還是一個非常重要且具有實際意義的概念：它強調的是需求，我們必須讓景觀具有功能，特別是在城市的環境中。景觀不再是理想穩定的環境條件下綠色的綜合藝術。實際上，景觀是一個復雜的有機的系統，它不斷地變化最終達到系統的穩定，但是這個系統不能失去結構的完整性。網絡結構的存在是景觀最為重要的特征之一。這些結構保證了系統的穩定性和能量、物質和信息流的持久性。許多結構網絡比如水系統、交通系統、能源系統、綠色系統或通訊系統保證了今天景觀的活力、可變性、多功能性。各個系統密切關聯，分析景觀結構時以通過合理的設計提高功能性和使用率的僅注意局部分析的做法是很危險的。環境的結構系統是相互補充、彼此依存和相互滲透的。

維也納多瑙島長21公里，僅120米寬，這里最初被規劃為一個防止洪水的基礎設施。在20世紀70年代，規劃的方法就是通過結構設計將大壩改造成維也納開放空間系統中最具價值的綠色空間之一。圖片提供：Udo Weilacher。

　　20世紀60年代的結構主義的建筑師和城市規劃師抵抗唯功能主義，他們已經認識到結構和功能的關系，并且通過構建生物結構系統發展了規劃設計的方法。然而，慕尼黑技術大學（TU Munich）的研究表明：景觀設計中的結構主義遠遠超出了建筑行業中的結構主義方法。作為一個“景觀建筑設計的工具”，這個理論未來一定會得到進一步發展。20世紀70年代維也納多瑙島案例、20世紀90年代埃姆舍公園國際建筑展或者新的垃圾填埋場的改造都表明使用結構設計的方法進行景觀設計是很成功的。在這些項目中，規劃師不區分綠色、灰色或者藍色的基礎設施，也不拘泥于這些基礎設施現實或歷史的，社會的、技術的、自然的或人工的狀態。這些項目的成功都基于將所有系統構成的網絡聯系起來考慮，為人和其他生物創造多功能的、具有活力的空間。這似乎是使景觀變臉而不丟臉的唯一途徑。

　　（本文作者：Udo Weilac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