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意外，鄉村振興成了今年“兩會”的熱點話題之一。有人說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做好頂層設計”，有人說“要破解錢、地、人難題”，有人說“要久久為功，不能急于求成”，等等。這些說法，既沒有問題——都是重復中央文件里的話，也存在問題——并沒有提出建設性意見，更沒有指出“鄉村不興”的原因，以對癥下藥。從“癥”來看，振興鄉村最需要的是“良知”和“常識”。

　　稍有常識者就會知道，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就是中央就鄉村振興作出的頂層設計，也會知道，只要有了“錢、地、人”，無論鄉村還是城市就都可以振興；還有公認的常識是：之所以需要振興，是因為鄉村“不興”，所以“不興”，從全國范圍看，除自然資源和自然環境原因外（比重不大），還有著不容忽視、無法回避的社會原因。凡有良知者，都會把鄉村振興、實現農村精準脫貧當作“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兼濟天下”的本心來養護，當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治使命來完成；無論我國傳統的“良知說”還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與使命”，都內在地規定著、要求著必須遵行“損有余補不足”的“天之道” 。

　　鄉村需要振興，意味著鄉村是有“不足”的。這也是常識。鄉村的“不足”是怎么形成的呢？自然條件、自然資源的制約固然是個原因，但“剪刀差”也是重要原因。這也是個常識。所謂剪刀差，是在工農業產品的長期交換中，農產品價格低于其價值，工業品價格高于其價值，由這種不等價交換形成的剪刀狀差距。著名“三農”問題專家陳錫文認為，從1953年實行農產品統購統銷到1985年取消統購統銷，農民對工業化的貢獻在6000億元~8000億元，即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無償從農民手里拿走了6000億元~8000億元資金。從收入看，1978年的城鄉居民收入之比是2.57∶1，1985年是1.8∶1，1994年是2.86∶1，2005年是3.22∶1。如果考慮非貨幣因素對城鄉居民收入的影響，他們的實際福利水平遠大于3∶1，有人估計應為5∶1左右。盡管剪刀差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存在，但它仍然是我國工農業之間、城鄉之間以及工人和農民之間的一個重大政治經濟問題，也是鄉村振興必須要重視的問題，必須要消除的問題。至于說工資差、土地差、戶籍差，都可以概略地歸入剪刀差之列。如果認識不到或者不愿意承認剪刀差這一重要因素對鄉村“不足”、“不興”的影響，就是無視常識、違反常識，就會人為地給鄉村振興增添不應有的變數。

　　關于鄉村的另一個常識是：鄉村是人類的“菜籃子”、“糧袋子”、“蛋盒子”、“奶桶子”、“肉筐子”，在人類還不能像植物那樣通過自身光合作用就能養活自己之前，就是人類的命根子。如果鄉村一直“弱勢”、一直“不足”、一直“不振”，人類想要永葆物質豐富、文化繁榮、文明進步、社會穩定，無異于“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長流”。這也早就是常識。

　　鄉村振興，也必須要有“良知”。中國共產黨完美地繼承并發揚了中國傳統思想的精華和世界人類文明的精髓，黨的十九大提出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正是上述繼承和發揚的結果與表現，更是迄今為止境界最崇高、胸襟最寬廣、影響最深遠的“良知”。這個“良知”告訴我們、要求我們：“中國人民”，既包括“城市里的人民”，也包括“鄉村里的人民”；中華民族，既存在于城市里，也存在于鄉村里。無論城市里的幸福還是鄉村里的幸福，缺了哪里的幸福，中國人民的幸福也是不全面的，也不是真正的幸福；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都必須振興，缺了哪里的振興，中華民族的復興也是不完全的、不徹底的復興。明乎此，中國共產黨人的“良知”——初心和使命就一定能夠引領、助推中華民族在偉大的復興之路上闊步疾行，如期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凡以“良知”和“常識”對待鄉村之時，就是鄉村繁榮、農民幸福、國家強盛之日；歷史還將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良知”一定能凝聚起全體中國人民的共識，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闊步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輝煌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