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環境對人類早期文明的形成有重要影響，不同自然條件的影響會形成不同類型的文明。當其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惡化或消失，文明就會隨之塵封。可以說，人類文明的發展史也是一部人與自然的歷史。

　　我們的祖先很早就認識到自然與文化之間的關系，“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主張人因自然而生，人類發展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掌握了人與自然之間密碼的古人構建了深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于是，李白吟哦出氣勢磅礴的山水詩，鳥蟲魚獸跳躍在文人畫作中。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弄堂、湘西的吊腳樓、福建的土樓……中華大地上的傳統建筑與當地的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相適應，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理念的絢爛彰顯。

　　科學技術的進步，幫助人類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現代文化，“上九天攬月，下五洋捉鱉”似乎不再是難事。而就在人類以為“人定勝天”之時，生態環境惡化與自然資源匱乏成為全球性的困境。究其根本，是因為人類沒能處理好人與自然、文化與自然之間的關系。

　　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自然是人類生存的基礎，自然是文化的根基，割裂文化和自然之間的聯系，必然會產生種種問題。在自然和文化遺產保護的實踐中，我們也日益認識到兩者間的密切聯系。任何文化遺產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自然環境，而任何自然遺產也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內涵和長期保存的文化基礎。一般來說，自然遺產保護多關注生物和地質類型多樣性，文化遺產則多關注文化的多樣性。而這兩種多樣性是協同進化的。以大熊貓保護為例，最初對于大熊貓的保護側重物種保護，后來則逐漸發展為對其棲息地的研究，繼而人們發現研究當地的人文環境對大熊貓的生存和繁育也有重要作用，于是研究又推廣到生態文化的范疇。

　　我國迄今已有50處自然、文化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其中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有4處，分別是黃山、泰山、峨眉山—樂山大佛、武夷山。《世界遺產公約》的一大特色在于將自然遺產與文化遺產的價值合而為一，過去被認為是分立的自然與文化遺產，開始被視為相互依存的并一起進行保存。

　　如今，人們在開展文化和自然遺產研究、保護和傳承時，越來越重視文化和自然的相互融合。比如，生活在熱帶地區的云南傣族會在村落前后的山頭和森林，劃定一些竜山、竜樹、竜林，禁止在這些地方進行砍伐，同時創造出“竜山森林—庭院經濟—人工薪炭林”這種頗為智慧的經濟生態系統，對傣族傳統生活方式和森林文化進行了最大程度的保護。在江西婺源古村落的保護中，注重對古村落的山水環境和村落風貌進行整體性保護，也傳承了深厚的歷史文脈，留住了悠悠鄉愁。

　　目前，在世界范圍內，對于文化遺產的關注明顯多于自然遺產。《世界遺產名錄》收錄的世界遺產中，文化遺產的數目遠多于自然遺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已開始呼吁全球重視自然遺產的申報。我國幅員遼闊，山川秀麗，生態系統類型多樣，地質遺跡豐富獨特，有很大的自然遺產發掘潛力和研究空間。相信不久的將來，重視保護自然遺產的觀念同樣也會成為社會共識，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的綜合研究將促進二者的共同保護。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