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國的城鎮化路徑：斷裂與重建

　　1.1  選擇與交換作為線索

　　城鎮化為何發生？《田園城市》作者埃比尼澤?霍華德的答案是，與農村相比，城市集聚和多樣性能夠在有限資源條件下提供更好的生活質量和環境，提供“最大限度發揮人類素質”的進步機會。以當前新型城鎮化所關注的“個體視角”來看，宏觀的城鎮化可以理解為微觀城鎮化——個體為了追尋更好的生活而選擇遷移——形成的集體結果。

　　這一過程中包含了一個重要的隱藏判斷：選擇。

　　城鎮化這一“個體選擇”的發生與否取決于兩個條件，一是個體對于選擇本身的判斷，二是選擇本身是否是“可負擔”的。現階段，城鄉發展落差使得城市毋庸置疑地具有優越的吸引力，因而是否可負擔便成了中國城鎮化得以發生的核心。中國城鎮化過程中，一個“交換”的過程逐漸形成并不斷穩固：農民以原有“資本”（農業土地及生產資料）結合自己的付出作為個人的“原始積累”，交換未來在城市生活、享有更好生活和福利的機會；而作為交換另一方的城市政府，則獲得了相應的土地和勞動力。這一微觀“交換”過程的累積，便形成了城鎮化的總體路徑。合理、可持續的城鎮化路徑是城鎮化良性發生的前提，而中國城鎮化過去的種種問題，本質上都可以歸結為這條路徑“斷裂”的結果。

　　1.2  斷裂的路徑

　　一般認為，中國前30年的高速城鎮化得益于“土地紅利”和“人口紅利”。由于城市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以遠低于“城市地租”的“農業地租”獲取農業土地并用于“非農”用途，通過壟斷土地獲取超額利潤，同時又將超額利潤的一部分用于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提升超額利潤并將更多農地轉化為用于發展的城市土地，從而大大降低了經濟增長的成本，“土地紅利”即是這種“低成本”與“高回報”的不等價交換的結果。

　　當前，城鎮化成為新的“紅利”。有經濟學家測算未來10年新增的城鎮人口將為城市帶來人均10萬元、總量40萬億元的固定資產投資收益。這一結果值得質疑：城鎮化“紅利”的實現依賴于個體支付跨越城鎮化“門檻”的成本？現有研究表明，按照公共服務價值測算的“城鎮化門檻（成本）”約為10萬元，加之中國以家庭為單位的城鎮化遷移傳統和當前政府對于城鎮化質量的高要求（對棚戶區和城中村等相對廉價、較低品質城鎮化形式的負面態度），城鎮化門檻被進一步推高。考慮到大部分城鎮化個體未能在前述“不等價”的交換中獲得合理的收益，因而城鎮化的門檻難以跨越，更無從談起為城市創造城鎮化“紅利”。因此，以城鎮化的低成本（對個體而言是低收益）實現高收益（對個體而言是高門檻），是當前城鎮化路徑的悖論。

　　一定時期內“紅利”的存在，早期城鎮化相對較低的門檻和城鎮化個體較強的能力，使得這條城鎮化路徑得以維持。但目前城鎮化已快速進行了近30年，紅利逐步消失、城鎮化門檻顯著提升和當前城鎮化主體的能力相對較弱時，路徑的斷裂就會凸顯。

　　然而，“城鎮化紅利”與土地、人口紅利存在顯著區別，即城鎮化過程不是一個“零和”的交換，而是存在彼此增益、互利的可能。統計數據顯示GDP增長與城鎮化水平提升具有同步性，但同步性不代表因果關系。根據亞洲銀行的研究，城鎮化率與人均GDP的增長之間存在相關性。但調節教育等其他因素，相關性隨即消失，反之，GDP增幅每提高1個百分點，就會把城鎮化率推高0.9個百分點。換言之，推動經濟增長的并非城鎮化本身，而是教育進步和技術日益成熟等其他要素。城鎮化并不像土地那樣本身就是紅利，真正的紅利在于個體通過潛藏在城鎮化這一現象下的機制和過程實現個體進步后所創造的更多價值，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全方位的進步。這對個體和城市是雙贏的結果。因此，通過更合理的空間與制度設計，積極促進城鎮化內在機制、過程的發生，不僅具有社會意義的正當性，也具備經濟上的合理性。

　　1.3  重建新型城鎮化的和平路徑

　　作為對“更好的城鎮化”的追求，“新型城鎮化”的核心目標是以一種最恰當的模式實現社會的進步，一條面向所有人的可負擔、可持續的城鎮化路徑。霍華德給我們的啟示是：縱然城鎮化系統極其復雜，但可以構筑一個以空間為核心的理想的城鎮化路徑，空間一方面作為容納城鎮化的各類要素的載體、容器和結果，同時也作為主體參與塑造整個城鎮化歷程。其他城鎮化要素包括社會、經濟、環境以及文化、產業、交通等，都可以通過空間來建立關聯。這一路徑又包含兩個要點：空間形態和空間形態的關鍵支撐，即城鎮化的空間格局和土地制度。田園城市理論也較多地論述了這兩方面，并形成了“社會城市”和“消失的地主地租”兩個理論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