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的“安全”不僅是面向個體使用者的也是針對城市的—人們對于真正的“自然”尚不能得心應手。如此費勁兒去在人的生活中引入半真半假的自然，耗費能源、心力改變人和水的關系，最終，還要有合適的富于意義的解釋—“文化”就是這么諷刺地成為“自然”的前提的。

　　典型的水景往往帶有文化深處的隱喻，而舶來的“景觀建筑”中這些隱喻多半都是西方的神話。羅馬人曾經在他們的廣場（Piazza Navona）里灌水，模擬地中海上的海戰，乍看起來，這種癖好完全是因為地理條件的差別，因為中國城市的發展樣板都是亞洲大陸深處的，只見黃土漫天，和兩江匯流或是碧海銀沙的水邊城市扯不上關系。

　　但是果真如此嗎？中國城市的記憶中其實并不匱乏“水”的記憶，水，是前現代的城市所不能回避的問題。梁從誡，梁思成先生的長子，在世的時候曾經回憶過北京豐沛的濕地和河流，在我小的時候，“井”或是取水的水塘也依然是小城每個社區生活的中心。深邃的水底蟄伏著這個文化的諸神：“青鳥銜葡萄，飛上金井欄”，“水”標定了唐詩里的十字路口，深閨里怨女和畫船中書生的幻想世界。宋徽宗時代，全城人民引以為樂的“金明池奪標”在灰黃的絹幅上迄今依稀可辨，蘇州的水巷、徽州的月塘有時仍在大銀幕中驚鴻一現。

　　可是，縱然周潤發扮演的李慕白們還在水面上空作“凌波微步”，這些水域并不是真正意義的“親水空間”，達不到“親”的高大上要求。除非證明絕對安全，中國人好像不那么喜歡“開放空間”，對于錢塘江潮頭“弄潮兒”所體現的水邊“野趣”有著某種本能的恐懼（抗拒）—這最終還是有關文化。但此處的“文化”并不是一個掏空的話題，首先，對水的駕馭既是工程師的任務也是政治-社會管理的挑戰，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公共水域，比如唐代長安里的曲江，雖然是個游宴樂賞的好去處，并不是真正的公共空間，不是公共空間意味著很多事情，最主要的一點，誰能為這片茫茫大水的安全“負責”—或者，“買單”？像歐洲殖民時代的探險者一樣，能夠自由參與到開發“自然”中的人們最終激發了和水嬉戲的熱情，養成了“樂水”的生活方式，即使意味著一定的風險，對于那些習慣于獨自出海遠航的水手而言，城市中的小池塘實在是算不了什么了。

　　傳統中國的旅行者，相反，給我們留下了“江湖多風波”的諸多負面印象，或是“江湖夜雨十年燈”的灰色情緒，以至于毛主席要重新號召青年男女“到江河湖海中去”。水依然流過中國的城市，現在只能是以一種隱秘的方式，穿過精巧的蘇州園林，流經江南人家的后院，承載著灰黑的被“現代”沾染的污水。難怪“如畫”的西方“景觀建筑”甫一蒞臨，就有席卷之勢。

　　可是，文化的問題終究還要以文化的方式來解決。我不止一次地聽人們向我埋怨說“親水空間”待不住，原因很簡單，完全露天又往往過于擁擠的水濱是某種“暴曬的現實”，在大多炎熱的中國夏季，愛好“美白”的男女們是不情愿久留的，它們實在沒有真正進入人們的生活。至今我還記得，一次和景觀設計師的交流中，來自灰蒙蒙城市的英國人為越南胡志明市（西貢）某條河流的城市景觀設計了令人瞠目的50-100米防洪退線！那條河本身看起來也不過50米寬，我禁不住向他們打聽這樣做的依據是什么。

　　英國人的做法很可能是對的，那個數字基于最高和最低水位的計算。設計師把工程師冷冰冰的數字轉化為水岸曲線，像描摹精致花邊一樣煞費苦心地雕琢，為此一次次地來往于完全不搭界的兩種現實之間，然后這些曲線又重新轉變成開發商那里有關“價值”的數字……可是，過去的人們究竟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呢？顯然，那些照片中住在破敝密集的船屋中的人們多少年來一直延續著這樣的水上生活。從河岸慷慨的后退帶來了一大片原先不存在的空地，成就了如花似錦的現代水景，卻顯得和這樣的生活傳統格格不入。且不說它帶來的土地浪費，由于它們過于高昂的代價，由于它們和城市開發不盡如人意的結合方式，很可能原先能欣賞這些水景的人慢慢也住不起河邊了。

　　有點諷刺的是，這樣旨在技術地“解決”問題的變動，反倒有點不“親水”了。其實人類聚落和自然最初的關系都是愛恨交織的矛盾，既要“親水”而又不得不規避可怖的水生災害，現代西方的景觀設計在看似完美“解決”了城市里的自然之余，也在人和自然之間設置了一道鋼筋混凝土的障蔽。

　　對以上的疑問我其實也沒有明確的答案，但我明確地知道，潛藏在這種被改變的人與自然的關系深處的，究竟是什么樣的一幅圖景—“送君南浦”，城市的邊緣曾經是一片沒有意義的荒灘，僅僅是把它當作一幅圖畫來欣賞是沒有意義的，只有在此啟航或歸來的人們才能領略到水邊的樂趣，以及世界的博大—“天際識歸舟，云中辨江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