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紀忠（中國著名建筑學家、建筑師和建筑教育家，上海松江方塔園為其代表作品之一）來自一個晚清的望族，其祖父馮汝驥曾在浙江和江西任巡撫。馮紀忠幼年在北京外交部小學讀書，因為他的父親正出任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的秘書。當時馮紀忠家和梁思成家都住在東堂子胡同一個院落，數十年之后，兩人分別成為一北一南建筑學派先驅。梁思成以古典學派著稱，而此后生活在上海的馮紀忠則為中國引入了現代建筑理念，他在中國創立城市規劃學科和建筑設計中的空間組合理論，并成為同濟大學城市規劃學院的創始人。但學科的建立，并非馮紀忠生命的重點所在，重點所在的是那融合了東方詩學生命韻味的現代主義，而這恰恰是馮紀忠一生都沒有充足的機會加以實現和施展的空間設計之夢。這對于空間的現代夢想，卻是來自綿延的傳統東方時光，來自那些緩慢而又微妙的詩情。那是在清朝，踱步和吟詠之間的閑情，這閑情是中國人傳統生活的真正核心秘密和快樂所在。

　　就如同一個壓抑過久的夢一樣以積聚緊湊的方式重演其一生的期愿。方塔園，就是這樣的一個時光之夢。位于松江老城區的方塔園，原址上有塔而無園，除了宋代的方塔,還有明代的照壁、元代的石橋，以及幾株古銀杏樹，這些古物散落在一片村野之中。這些古物，互相之間幾乎沒有任何生活脈絡可以串聯成完整的故事，而是各自孤立地、殘片般兀然矗立在那里。方塔園恰恰是一座由種種廢墟所組成的露天時光博物館。

　　穿越1930年代奧地利工業技術風格的大門，我們就來到了一堵斑駁的照壁面前。這座照壁是明代松江府城隍廟的遺物。明代洪武年間，六百多年前一座江南小城鬧市街口的生活世界，留下了一堵墻在我們面前。從它面前，當年進進出出了諸多南方的商人、官員、小販、農夫、財主和士子，其中一定有既是財主又是士子嗜好大街之上強搶民女但又書畫秀媚的董其昌。

　　照壁之后，便是方塔。這方塔，塔身瘦而塔檐廣大，第一眼讓人覺得日本風十足，卻是純正的中國宋代風物。道光年間(公元1821一1850年)塔又損壞，由一和尚用手指血書佛經，化緣募捐才得以修葺補完。在這個陽光和煦的下午，當我鉆入塔中拾級而上時，宋代僧侶所身經其中的空間又一次在我的身體上重現。當你所身處塔的層級越來越高，你的身體便被越來越逼仄的塔壁所包圍擠壓，在第五層，幾乎只能側身才能通行，但一旦從陡窄的木樓梯上轉出，來到塔身外的欄桿前，你頓時便明白了何為“豁然開朗”。一種從幽暗中釋然而出的解脫和清凈。

　　方塔園的重點所在，還不在方塔這些古物，而在于馮紀忠所調試出來的空間帶來的全新身體全感知。它喚醒你，讓你意識到自己在空間的運動和變化，而不僅僅是經過。進入方塔園，你的眼睛就打開了，看到了空間在你的身邊環繞、周行。空間被從單調、堅硬的建筑格式和陳舊觀念中開放了出來。進入園門之后，走在石道上，舉目便見平遠的水面映照著一截低平的白墻，白墻上方是宋代的方塔。順著石道繞行，白墻便回轉過去，塔身聳立在前。而塔后方下沉的塹道，兩側的草坡，都給游園者不斷地帶來不同的視平線高度，高低錯落的不僅僅是風景，同時也是身處其中的人物——這空間存在中的主體。對曠遠空間的著力，以王澍的評價，則“顛覆了明清園林的繁復意涵”。而園中以竹子、稻草、方磚建成的何陋軒，更是一個輕妙的空間游戲。這個超低成本的建筑，每個元件都自身獨立，四個方向的屋面只是互相交錯，而沒有縫合。換言之，是頂在天空中的四片稻草，似乎臨時遭遇，便成了一處可以棲身其下的建筑了。通常處理屋架結構，都是刻意清晰展示交接點，為的是彰顯構架整體力系的穩定感。這里卻相反，故意把所有交接點漆上黑色，削弱了清晰度。各桿件中段漆白，從而強調整體結構的解體感。這就使得所有白而亮的中段在空間中仿佛漂浮起來。以完全現代的鋼架結構的方式，使用純中國本土的竹材料，馮紀忠創造了一個東方的現代主義案例。在這個開合未定而通透的小筑中，馮紀忠為中國傳統空間講究的曠遠和輕盈找到了一種現代的形式表達。

　　這個工作，事實上恰恰是日本建筑師們在二戰之后所完成的東方空間經驗的現代化轉換。日本建筑師黑川紀章對封閉空間與開放空間之間過渡空間的強調，幾乎是馮紀忠何陋軒設計的異國同語。但馮紀忠在1984年完成了方塔園之后，依然受到了批判（因其簡潔的現代風格而使人聯想到日本園林），馮紀忠的方塔園博物館設計受挫流產。而此后的整個1980和1990年代，馮紀忠因為種種原因始終未有參與設計和創作的機會。在馮紀忠先生去世之前，我們已經“失去”了他，失去了一個上千年的東方空間感獲得現代化表達的機會。如若馮紀忠所代表的既接受了傳統詩書浸染又獲得西方技術的中國第一代現代建筑力量正常生長和發育，那么我們的城市在20世紀后期便不會反復糾纏于高樓加中式帽子和全盤西化徹底喪失空間身份的泥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