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的一個規劃，各自規劃方案內容相差也不大，外資規劃咨詢機構報價動輒三五百萬元，國內規劃機構報價只有百八十萬元，價格懸殊如此之大，一般人可能想當然認為地方政府會選擇后者。

　　然而，在現實中，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卻經常選擇價格高昂的外資規劃機構。“洋規劃”靠什么贏得地方政府的芳心？中外規劃機構做出來的規劃有何不同？洋規劃吃香的原因是什么？而盲目迷信國外規劃機構又將產生哪些后果？就上述問題，《中國經營報》記者約請有關專家進行了深入探討。

　　規劃怪相：報價懸殊國外機構反頻頻中標

　　《中國經營報》：“國家新型城鎮化中長期規劃”即將于全國兩會前后頒布，中國各城市都將迎來一輪新的規劃熱潮。目前國內規劃業處于什么樣的現狀？又存在著什么樣的問題？目前這個市場大概有多大，國外機構占比有多大？

　　楊保軍：目前中國規劃業存在著規劃與現實脫節、不注重規劃的延續性，以及熱衷于請國外規劃公司做規劃的現象。這很大程度上是認識上的誤區，一味地認為國外的規劃公司就比國內的規劃公司做得好，還有就是地方政府和領導政績觀的問題，喜歡能夠帶來刺激感、視覺沖擊力的規劃。

　　中國規劃市場的熱潮讓許多國外規劃機構蜂擁而至，目前國外規劃機構在中國有數百家，其中有不少是在業務做起來之后，沒有那么多的人手，而聘請中國雇員做的規劃。

　　肖金成：我國有上萬家園區，每年很多園區都在找國外的機構在進行規劃，目前現在做一個園區的規劃資金需要300萬～500萬元左右。因此，僅僅做產業園區規劃這塊，每年的市場份額就非常大。由于市場很大，我國本身做產業規劃的資質機構又不能滿足需求，所以境外機構就乘虛而入，獲得了機會。

　　但每年規劃的市場到底有多少是被國外機構分羹了，目前還不是很清楚。但一般情況下，國外比國內做規劃要貴得多，一般來說價格上要高1～3倍，甚至高出3～5倍。

　　《中國經營報》：價格相差這么大嗎？

　　肖金成：曾經我參加國內一個城市規劃的競標，麥肯錫報價600萬元，羅蘭貝格報價350萬元，而國內兩家規劃設計機構，一家報價為100萬元，一家報價僅為50萬元。但從方案內容來看，差異并不是很大，因此國內機構的設計方案從性價比上來說更為劃算，但最后實際上中標的卻是境外機構。招標單位私下就透露，他們并不希望請國內機構來做，而是希望請境外機構做。其目的就是希望境外機構在進行規劃設計的后期，對該園區進行招商引資。

　　楊保軍：從收費價格上來看，如果國外規劃公司參與競標，那么收費價格也與中國公司處于同一水平公平競爭，而如果是地方政府慕名上門求做規劃，那收費價格高于國內規劃公司數倍是很正常的事情。

　　李偉：從價格上來說，由于這些年越來越多的境外機構相繼進入國內市場，而國內的規劃設計機構也在逐步成長，尤其是越來越多的國內設計規劃機構也在聘請一些有在國外機構工作經驗的人，甚至讓本土的設計規劃單位到境外機構學習先進的管理、設計經驗，逐步提高自身的運作效率和設計規劃水平，再加上境外的規劃設計機構有時也要依靠國內的設計規劃單位的各類資源以及對當地的自然資源，人文條件的熟知程度，使設計更符合中國國情，具有較高的可操作性，因此境外的設計規劃單位價格與國內的設計規劃單位價格正在逐步拉平，價格差距正在縮小。

　　認識誤區：國外的月亮比國內圓

　　《中國經營報》：價格相差如此之大，地方政府還如此熱衷請國外公司？中外規劃咨詢機構的差別在哪里？國內為什么熱衷于聘請國外的規劃公司做規劃？

　　肖金成：從客觀角度上來說，境外的規劃設計公司成熟的市場運作模式、新穎的設計理念、先進的技術運用、以及良好的團隊寫作和專業分工都是國內規劃設計單位相對欠缺的。比如國外的麥肯錫等都是牌子很大，也很具有優勢。

　　第一、從團隊上來說，他們有一個團隊，這個團隊中很多都是海歸，其中海歸有些做過專業訓練，有些也沒有，一般一個團隊都是5～10個人，這個團隊只要接手了一個項目，他這一段時間都會全神貫注在這個項目上，對這個項目的情況了解得比較清楚，經過很細致的考察和研究。

　　他們的方法很先進，確實是采用了國際上先進的手法。他做出來的很多都是框圖，多采取PPT、動畫等新方式，這樣做出來之后給人感覺有種身臨其境的感覺，這是國內一些規劃研究機構所缺乏的。

　　楊保軍：一些地方政府看到國外的規劃公司，想當然地認為國外的規劃比較發達，從初衷來看還是好的。但是規劃和我們一般認識上的工業生產、科學技術上的發達不是一回事。

　　從自然科學看是沒有國別、沒有限制的，國外的自然科學在很多領域確實先進，但是規劃則是和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制度和文化因素息息相關的，跟當地的環境、管理制度、文化條件和人居習慣都有關系。盲目把規劃等同于自然科學，把規劃當作一種技術，或者是理解成一種技能，這樣就認為有些發達國家的規劃牛，是不適合的。

　　我們談起國外規劃水平的先進和落后，很多人作為我們跟國外的差距，但其實它更多的是一種差別。我們的自然科學跟國外相比是有差距，但是規劃上差別就不一樣了。既有國情的差別、制度的差別、文化的差別，也有發展階段的差別。

　　肖金成：是的。比如說國外機構，他們雖有優勢，但他們的規劃缺陷也不少，比如，他們做的方案沒有文字，講解完之后，再回過頭想去再看一遍的時候，沒有講解，就看不懂。此外，他們的規劃小局部的范圍內看得很清楚，比如一個小縣，但對于一個城市的整體，一個大的區域，他們并不是很清楚，也就是說，從微觀上看起來他們的規劃很合理，但是從宏觀上看并不一定很合理。

　　還有就是國外機構對國家的規劃，對國家未來發展趨勢，對于未來區域經濟規劃發展，他們并不是很清楚。因此，對于境外設計單位來說，由于它缺乏對中國區域、產業的了解，所以對于大一些的規劃設計公司設計出來的方案，境外公司做出來的規劃感官上很好，很漂亮，但并不能很好地落地，難以實現。

　　除此以外，由于國內產業園區數量較多，市場比較大，很多境外公司都存在一個規劃多地區使用的情況，設計方案是很容易相互復制的。

　　因此，整體上來說，造價高昂、可操作性差、收費高是境外公司普遍存在的問題。

　　李偉：國內很多的規劃設計機構憑借著對國內市場的熟悉以及對客戶心理的了解，使設計方案具備較強的可操作性，對我國自然環境以及地域文化的熟悉和了解，也是多數境外設計規劃機構所無法比擬的。而且造價高昂、可操作性差、收費高，也是境外規劃設計機構普遍存在的問題。

　　楊保軍：一個人先要吃飽才能吃好，在不同發展階段，人的需求是不同的。從城市發展來看，這一點也是太多人忽略的，城市也是有它的發展階段的。

　　國外發達國家的城市發展早就經歷過人口大規模遷徙，相對成熟，大規模建設比較少，更多的是一些修修補補、更新完善之類的城市規劃，速度也比較慢。

　　不同階段的城市面臨的問題是不同的，我們在規劃上也有一個說法是解決城市病。城市是會生病的，有的是營養不良、有的是營養過剩，所以在開藥方的時候要針對不同階段的城市開不同的藥方。一個城市還處在初級階段，那么用高級階段的藥方來治療，就不會見效。

　　財力雄厚的城市和財力拮據的城市，他在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時，應該應用不同的解決方案，你有錢跟沒有錢的解決方案是不一樣的，但是有錢跟沒錢的解決方案都必須是科學的，都應該根據自己的情況提出一份既不失面子，又能解決問題之道的菜單。

　　發展解決的不同，導致國內和國外的差別，我覺得這不是差距。忽視了國情的差別，而簡單看中了技術的差距。

　　因此，前段時間中央領導在一次會議上專門提到，各地政府在新型城鎮化建設中，應突出中國文化特色和傳統，不要盲目迷信國外的規劃公司和設計機構。

　　李偉：我們現在有一個誤區，就是動不動就以國外作為參考，比如我們可以經常聽見的，“這個規劃設計國外有做的嗎？”“這個國外有成功的經驗嗎？”但實際上這就是一個假命題，因為在國外能夠成功的事情，很多在國內并不成功，國外的情況很多并不適用于國內國情的發展。這些年，我們的經濟改革發展，向西方學習，所以大家想當然地就形成了這樣一種錯誤的思維方式，但是我們不能盲目的去學習。中國要解決問題，還是要因地制宜，去突破中國的一些制度壁壘，障礙，去解決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中一些自身的問題。我更推崇的是區域內生性的增長，當然這種內生性的增長也要通過內部的力量去尋找外部的資源、技術、資本，然后促進區域內部發展，這才是真正有效的方式。而不是把外部的東西直接植入，和內部發展的東西毫無聯系。

　　扭曲政績觀：決策者喜好“高端大氣上檔次”

　　《中國經營報》：除了認識上的誤區之外，洋規劃熱背后還有什么內在邏輯嗎？各位專家認為地方政府的基本訴求到底是什么？

　　肖金成：之所以各地政府還普遍采用境外設計公司，也有政府的考慮。從各地政府的角度上來說，都存在著“選擇境外的設計規劃單位，就意味著與國際接軌”的想法，甚至有些政府會認為，“如果我選取了境外的機構設計規劃，那對于未來產業園區的招商引資是不是能夠引進一些外資有幫助。”當然對于具體的合作意向條款會不會在合同當中體現我并不知道，但在很多私下的時候，地方政府都透露，之所以選擇境外機構，很大程度上都是希望他們在除了做一個設計規劃后，還能夠幫助產業園區進行招商引資。但對于后來能不能達到招商引資的目的，我覺得要打一個問號。

　　所以說，從政府角度上來看，既有崇洋媚外的因素，也有招商引資的策略。

　　李偉：通過境外規劃設計單位承攬招商引資的角色，這對于地方政府來說，恐怕只是一廂情愿。因為很多境外設計規劃單位對國內情況并不是很了解，他可能僅僅是能夠擁有一些境外投資人的背景，而要這些境外投資人真正選擇到一些三四線城市，這樣的幾率更是微乎其微。換句話說，現在很多地方政府也是面臨招商無門路的現狀，也愿意做一些“假、大、空”的東西，尤其是一些境外機構說自己擁有一些境外投資的關系，就難免使得有些地方政府從這方面考慮。但真正讓這些境外投資人選擇到國內某一地方進行投資，并不是很容易。而規劃設計也僅僅是境外投資人看的一個方面，而這個地方最終能不能夠做起來，主要還是靠地方政府的執行力度。而把規劃設計與招商引資掛鉤，這本身就是一個很脫節的做法。只能夠說明我們在管理上的想法還是極不成熟。

　　楊保軍：一些地方政府還希望有一些別開生面的，不合常理的規劃方案，讓大家眼前一亮。這其實也是政績觀的問題。

　　近幾年來區域之間的競爭比較激烈，這主要表現在對外來資本的爭奪，對招商引資的爭奪，急于改變城市的形象這種急功近利的心態，因為這都和GDP考核掛起鉤來。好多城市有一些不正確的指導思想，就是急于改變：3年大變樣，一年一變樣。領導想在他手里一下子就讓一個城市舊貌換新顏，似乎這樣就能夠給城市帶來好處，建功立業，他們是有這樣的想法的。他們有了這樣的力量之后，就會不加克制地去利用這種力量。

　　而我們都知道一個城市的生命周期是很長的，都是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一代又一代人，留下他的作品、精神氣質和文化。當品味一個城市的時候，歷史越久遠的城市，往往就會越有味道，往往能夠透出當地的風情，當地的文化。

　　然而很多決策者忽略了城市文化的積淀、風情和歷史，急于作出改變，按照自己的口味一概去擁抱未來，而不是過去，屬于對前人的東西沒有很好評估它的價值，而是大手筆的改變，進行激動人心的規劃，這是一種病態的英雄主義情結。

　　很多決策者喜歡有震撼力，有沖擊力的規劃。而我們做規劃的，是很反對這些的。你跟他講科學的、可操作性的規劃，他覺得合理是合理，但是不過癮，沒有震撼力沒有沖擊力。一個國家在某些時候是需要一些這樣的激動人心的東西，比如說奧運會，但要是每年每個城市都搞奧運會，我們是受不了的。

　　現在很多地方都搞起了“三館一會”，這個宮那個殿。我個人認為首先滿足老百姓基本需要還是最主要的，如果當你有錢了，可以追求一些高檔一些的東西，但是一個城市的出行難、就醫難、上學難都沒有解決好，就把錢砸到歌劇院上，這就是這些城市好表現、好做表面文章的這樣一種反映。

　　《中國經營報》：據我們了解，很多國外規劃機構剛開始做的規劃還是比較科學可行的，為何到最后都走樣了？

　　楊保軍：國外有不少的國際機構，他們自身國家其實城市化的高潮已經過去，本國內的項目其實很少，只有一些很小的項目工程，而他們要拿一些工程項目是很難的，競爭特別激烈。

　　國外規劃機構在技術領域有些做得還是不錯的，但是宏觀的一些規劃不是他的強項。他們的國家已過了大規模建設的階段，他們主要面臨的問題是更新、怎么樣可持續，范圍縮小了，他們就更多在單個建筑工程上追求精致，在設計和創意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這個國內確實與之有著很大的差距。

　　我所了解的一些國外規劃機構，剛來中國的時候做的規劃方案還是比較理想科學的，但是一些地方政府領導看了之后感覺不滿意，往往將自己的意志傳遞給規劃機構。

　　畢竟這些國外規劃機構作為盈利性企業，要維持正常的利潤，一些設計師或許不想完全屈從于要求，但是管理層給他們施加壓力，要滿足客戶需求。后來我看到的是，一些規劃公司就投其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