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常忘記那些胡同和小院其實就是100年前的筒子樓，筒子樓也許100年后也會成為文物，但它注定無法成為藝術經典，因為一開始它就缺乏設計上的巧妙用心，僅僅是復制的產物。

　　最近，蘇州的地標建筑東方之門在大陸的網路上引起很大爭議，據說是因為這座建筑很丑，形似一條秋褲，但仔細看抨擊者的觀點，就會發現審美上的問題還不是核心，真正令他們不滿的是為何在蘇州這樣一個文化古城造一個由外國人設計的，與古城氣質完全不搭界的建筑——這樣的批評，在北京的國家大劇院以及央視新樓（俗稱“大褲衩”）修建中也頻頻出現，舊城中難道不能建現代氣息的新建筑？這個問題值得進行一個簡單的辨析。

　　什么是好建筑

　　在最簡單的程度，我們可以用三個標準作為衡量好建筑的標準，即功能性、藝術性和象征性。

　　功能性是最基本的指標，對于辦公樓來說，就是坐在里面感覺壓不壓抑，采光怎么樣，排水保溫性能如何，上廁所方不方便等等。歐美七十年代都有不少“后現代”建筑或者“實驗建筑”，盡管建筑師認為其藝術性很強，但是其中很多連基礎的功能性都不具備，比如屋頂連遮雨都做不好。這種建筑無論如何都是不合格的。

　　藝術性當然人言言殊，畢竟審美是很個人的事情，有人覺得大褲衩和國家大劇院很難看，有人覺得它們很漂亮，這都無法進行量化和比較。但建筑師在設計建筑的時候會有自己的構想，比如這個建筑要讓參觀者感到震撼，或者感到溫暖，一些紀念館要讓參觀者感到壓抑，感到沉重哀傷。如果它的構想能夠實現，那么也可以算是藝術上的成功。大褲衩即使很多人褒貶不一，但建筑師希望令人感受到的那種矛盾、富于張力、“現代奇觀”的感官則是對所有人比較共同的，因此不能說它是在藝術性上失敗的建筑。

　　象征性屬于需要“進一步解讀”的東西，比如大褲衩這個建筑向我們顯示了力的神奇和伸展的可能性，把這個實驗放在一個正在崛起中的地方，構成了特別而有趣的隱喻。這就是對象征性的理解。

　　個人認為，三個標準之間存在遞進關系，如果功能性很差，談藝術性就沒有什么意義，如果本身缺乏藝術性的考慮，其象征性也多半屬于附會。對于大多數建筑來說，除了功能性以外，藝術性和象征性都是解決基本需求以后的進一步要求。

　　6、70年代的蘇聯式筒子樓顯然談不上什么藝術性，因為它只是為了滿足在有限的建筑成本下，怎樣盡量多的解決人們的居住問題。當時全國各地都在建筒子樓，并不是因為筒子樓的設計本身有多么經典（即使在同樣的成本預算下，它可以改進的地方也不勝枚舉），只能說明大多數建筑師不僅沒有能力和條件去思考建筑的藝術性（思考了也無從實現），連建筑的功能性也無暇進行原創或者改進，只能是拿到一個可用的模板，就進行低成本復制。

　　很多人說現代化建設中的城市失去了特色，“千人一面”，然而改革開放以前的城市建設是更沒有特色的。隨便去到哪個城市，矗立在那里的都是一模一樣的火車站，一模一樣的百貨商店，以及一模一樣的大片大片的筒子樓，頂多在外墻涂料上有一點變化而已。歸根結底，就是因為窮。

　　恰恰是到八九十年代或者說改革開放以后，國內的城市建筑才開始變得有特色了，因為有錢以后，建筑師才有條件思考怎樣建設更舒適的建筑，或者更優美的建筑。簡單總結一下，就是越窮的國家和地區，建筑水平在總體上肯定越落后，倒退絕對不是出路。

　　舊房子價值幾何

　　對于“文物”可以做兩種區分：一種是類似南京總統府，北京故宮，或者一個保存完好的貢院科場，即使我們對它的歷史和輝煌一無所知，它本身也是一個有意思的場所或物件，我們也能夠通過它對前人的生活進行了解，甚至可以借此體會前人們的狀態或性情。

　　而另一種文物是這樣的：當你走在某個偏僻小巷，導游突然提醒你“看到你身邊那個大水缸了嗎！某某最喜歡在里面洗澡的呀！”還有一次我在北大一棟破房子里和人聊天，住在里面的人神神秘秘的對我說，別看這房子破，這墻坯都是某某親王府的遺跡，可了不得啊……

　　簡單說，前一種文物它本身是有價值的，其次它才是一個承載著歷史的容器；而后一種，它們只不過是一個舊水缸，一間破屋基，沒有任何奪目之處，它們的價值來自對某種“歷史意義”的附會。后一種文物，也許在考古學上具有科研的價值，但其文化價值實際上極低。

　　那么人們強烈要求為了“古都風貌”而保留的房子，究竟是哪一種“文物”？

　　就現在北京保留較多的什剎海附近的胡同區或者前門大柵欄而言，很遺憾它們大多和前面里面講到的筒子樓一樣，屬于“貧困時代的建筑”。

　　去那些因排水不暢經常彌漫著臭水溝氣息的胡同里面看過，就不得不承認，除了少數散落其中，被私搭亂建毀掉的王府大宅，其中的絕大多數民居和筒子樓的性質沒有區別，都是某幾種建筑形式的簡單復制。以今天眼光看，它們在功能性上尚難以及格，就更談不上建筑藝術價值。

　　但出于一種唯古思想，人們卻常常忘記那些胡同和小院其實就是100年前的筒子樓，筒子樓也許100年后也會成為文物，但它注定無法成為藝術經典，因為一開始它就缺乏設計上的巧妙用心，僅僅是復制的產物。

　　盡管我們幾乎習慣性的覺得所有老房子都應該保留，因為那里有歷史的印記，但能夠留在建筑史上的注定只是極少一部分，對很多房屋或者群落而言，留下一些樣本也就足夠了。

　　人們對梁思成方案以及梁思成夫妻反對拆城墻的努力已經耳熟能詳，但梁的理念被簡單化，《讀者》化，最后成為一種不講道理的套路：保持舊房子就是好，在古城里搞現代建筑就是壞。

　　老北京城作為一個古城系統擁有其巨大的文化價值，但即使梁思成的方案，長遠來看也只是權宜之計。因為“老北京”居民的生活不可能始終被隔離在時代之外，如果要刻意完全保持北京舊城的原貌，那么他們的生活就會成為“文物保護”的犧牲品。如果讓他們搬出去把舊城留下，那么舊城就成為一片沒有生態和循環的死城，徹底失去其文化價值。即使按照梁思成的思路，北京舊城仍然不可能不進行改造，就像北京今天在做的事情一樣。

　　誰有資格“規劃”城市

　　最后一個問題，能不能把大褲衩和大劇院放在古城里。

　　必須首先強調我的基本立場，即產權優先的立場：誰擁有這塊土地及其附著物，誰就有權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想法進行建造。換句話說，別人的房子蓋得丑，不能成為你拆別人房子的理由；別人（祖上遺留下來）的房子蓋得有藝術性，也不能成為你阻礙別人拆自己房子的理由。

　　其次，基于這一原則，在一致同意的情況下，可以增加先在的約束，假如小區里的所有業主一致決定，本小區的房子不能賣給人進行商用，如果買房者是在以及明示這一規則之后購買的，那么他賣房子的時候就不能賣給要進行商業用途的人。簡單的說，規則不從產權里來，就從傳統里來。

　　此外，“新建筑要服從周邊原有的文化氛圍”從來都不是建筑界的金科玉律。艾菲爾鐵塔直到今天也未必和周邊環境有多搭調，盧浮宮門前的玻璃金字塔更是一開始被罵得狗血淋頭，但現在又開始被法國人珍視。

　　當然很多人希望政府有一個總的城市規劃，以避免設計師分別設計造成的城市風格的無序和混亂。但現實生活中，我們很少看見建在高檔住宅區里的汽配城，或者開在美食街上的家裝市場，這就像CBD附近總是玻璃幕墻的高樓扎堆，而不會冒出一個小商品批發市場一樣，這是市場出于對地租，規模效應和規避風險等原因的考慮而產生的自發選擇。同樣，基于對商業價值的追求，設計師們基本也不會故意追求丑陋和令人厭惡而會追求美觀。他們也不會孤立的理解美觀，而是會考慮自己的建筑在其所在的環境中是否顯得美觀。

　　一棟建筑事關設計師和業主自己的利益，他們對美觀的看重其實超過政府的規劃師，所以商業化的建筑，再丑丑不到哪去，而千人一面的庸俗和丑陋，多半是政府規劃的產物。

　　據說，北京某一任市委領導要求奪回“古都風貌”，喜歡在大樓頂上加個所謂中國式亭子，當時北京建委的審批委員會，新建筑不“蓋帽子”的基本拿不到批文。可見真正傷害城市景觀的，不是建筑殖民主義，而是難以捉摸的長官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