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多年來，古城廣州驕傲地成長為一個繁華的國際大都市，一度坐穩了中國經濟的第三把交椅。然而，隨著廣州高速城市化，種種城市病也隨之而來。城市空間結構布局出現了重中心輕外圍等諸多問題，亟需更為完善的城市空間戰略。

　　在這樣的背景下，廣州新一輪戰略規劃提出了“一個都會區、兩個新城區、三個副中心”的城市發展戰略。新的城市功能布局規劃將使廣州逐步走向多中心、組團式、網絡型的理想城市空間結構。

　　站在城市變遷的當下，在新型城市化的背景下，如何正視“123”功能布局規劃對于廣州未來發展的意義？本期對話廣州市城市規劃編制研究中心主任呂傳廷。

　　呂傳廷代表廣州市規劃局接受采訪時，獨家透露了未來廣州城市空間布局新動向，廣州將采用城市空間上錯位互補、組團分工等六大策略，從外延式“拓展”向內涵式的“優化與提升”轉變，逐步解決此前的城市空間發展遺留問題。

　　1 既有戰略又看不見戰略正是廣州特色

　　廣州沒有國家投入大項目，發展依靠自力更生，能夠建設成為國內第三大城市我們相當驕傲。既有戰略又看不見戰略，這正是廣州低調務實的特色，是廣州不同于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的地方。

　　記者：有學者認為，廣州很少做城市戰略研究，缺少戰略視野和戰略擔當，廣州的城市空間規劃也比較混亂，是典型的“攤大餅”的城市。但也有學者指出，廣州事實上是全國最早做戰略規劃的城市。你怎么看待這一問題？

　　呂傳廷：廣州其實一直有空間規劃，也有城市發展戰略。改革開放以后的廣州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改革開放初期到2000年，廣州在當時就有清晰的國際大都市戰略。第二個階段是2000年以后，廣州以行政區劃調整為契機，開國內大城市之先河，率先開展了戰略規劃編制工作，提出了將廣州建設成為適宜創業發展又適宜生活居住的國際性區域中心城市和山水型生態城市的目標，以及“南拓、北優、東進、西聯”的空間發展戰略，及時解決了當時條件下城市發展方向、發展思路等戰略性問題，提高了規劃運作的時效性，對城市發展及建設活動及時有效地進行引導與控制，成為了廣州城市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三是2007年開始，伴隨著國際國內環境的變化，為落實社會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要求，應對空間發展戰略轉型的機遇與挑戰，為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編制提供技術支撐，廣州市及時開展了新一輪的城市總體發展戰略規劃工作。這一次戰略規劃增加了“中調”戰略，形成了“十字方針”。

　　記者：既然這么早就開始了戰略規劃研究，但外界為何會認為廣州缺乏戰略規劃？

　　呂傳廷：其實城市發展的快慢和城市發展周期、發展階段是緊密相關。城市競爭的快和慢是要根據各自城市的增長周期來把握的，不是盲目的比較GDP，我們要有自己的節奏和城市增長周期，也是戰略規劃的本質。

　　在第一輪規劃的十多年時間，廣州形成了領先的基礎，這是有目共睹的。那時候珠江三角洲改革開放的模式就是打破一切束縛，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村、鎮、鄉、城一起發展，正是因為這樣才能打破僵化思想。廣州之所以產生這么大的經濟總量，在全國位列前列，和我們第一輪戰略也是有相當大的關系，是直接產生的結果。破才能發展，破舊立新必然有亂的過程。今天我們存在的種種弊病、種種問題是當時發展模式帶來的，新的發展階段需要我們正視這些問題，進行梳理和重整。

　　到2000年我們進入新的階段，廣州制定了《廣州城市建設總體戰略概念規劃綱要》，奠定廣州二十年發展的大框架、大格局。當時確定的戰略規劃至今仍然使用。當時發展的戰略性基礎設施、戰略性產業的紅利，我們仍在享用。廣州作為獲得中國第三大城市的美譽也要依靠這階段的規劃。可以說如果不是提早進行了清晰的戰略規劃，廣州很可能在2000年就要思考如何保“老三”了。

　　到了亞運會時期，廣州通過“前五年打框架、后五年做裝修”，把二十年打下基礎框架進行最后的裝修展示給全世界，取得了廣泛認可，廣州的戰略規劃對經濟、城市環境、幸福生活以及城市定位等都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比起深圳、天津、上海，廣州沒有國家投入大項目，廣州的發展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能夠建設成為國內第三大城市我們相當驕傲，這也是廣州人勤懇努力的縮影。既有戰略又看不見戰略，這正是廣州低調務實的特色，是廣州不同于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的地方。

　　自2009年廣州市十次黨代會之后，廣州對城市戰略進一步突出細化明確了這方面的內容，并提出了“廣州城市功能布局規劃”的實施計劃。從城市功能布局來講，廣州高端服務業在中心城區；金融城、文化產業、行政等功能保留在中心城區，創新性的研發制造業向兩個新城區擴散；創新落實在兩大新區—— 南沙和蘿崗；花都、增城、從化承接中心城區人口與功能疏解，并重點解決好農村城市協調發展。“123”功能布局規劃得到市委、市政府和市人大的批準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