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英國與工業化形影相隨的城市化歷程，一度造成了對文物古跡損毀的“邁達斯災難”。值得關注的是，英國社會在各方利益博弈的過程中，有良知的知識精英和民間文物古跡保護組織，共同在民眾中致力于營造保護文物古跡的社會氛圍，促使英國民眾養成了保護文物的公共意識與社會責任感。隨之而來的是，全社會共同推動著政府與議會不斷加強文物古跡保護的立法。

　　視公共遺產為“鑄造一個民族進步與希望的神圣紀念碑”

　　縱觀英國向現代社會邁進的歷程，它率先實現了雄踞世界霸主地位的強國之夢，同時亦深陷“要環境還是要發展”的兩難困局。誠然，英國社會素有保守主義傳統和古典教育形成的文化感知。但是，當工業化高歌猛進發展之時，卻也曾嚴重地威脅著英國的生態環境，尤其對其歷史文化遺產造成了難以估量的破壞。

　　面對這一威脅，英國有識之士敏銳地意識到：人類不僅被賦予對大自然的使用權，同時也負有保護包括自然環境與文化遺產在內的公共遺產的歷史責任。人類生存的真正意義最終體現在對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雙重追求之上。正如英國工藝美術家莫利斯在19世紀70年代指出的那樣：“歷史文化遺產應該成為鑄造一個民族進步與希望的神圣紀念碑”。在推動歷史文物保護的人士中還包括學者及社會活動家，諸如狄更斯、麥考萊、貝克特等代表人士。他們對保護文物古跡的呼吁，形成了英吉利民族對歷史文脈的認知和文化歸屬感，民眾也逐漸養成了保護文物的公共意識與社會責任感。正是英國率先標識了作為現代社會公民所必備的文化特質和基本素養。凡此種種，對日后英吉利民族精神的重塑、對社會文化生態的永續發展，均起到重要的作用。

　　肇始于“古建筑保護學會”，民間組織成為中堅力量

　　與歷經宗教改革、政治紛爭、經濟動蕩的歐洲大陸相比，中世紀近代之交的英國也絕非文雅之地。各地競相拆除教堂。此風一度蔓延，造成全國許多珍貴的建筑群受損，包括廷騰、格拉斯頓伯瑞和方騰修道院等宗教遺存。伊麗莎白女王（1533—1603年）和她的國務大臣塞西爾意欲阻止這場文化浩劫。遺憾的是，他們的鐵腕治理隨其相繼辭世而終結。可謂成效寥寥。因此，直至18世紀末，英國對宗教及歷史文物損壞的事件仍屢見不鮮。

　　在英國，最早發起由民間組織來推動整個社會保護歷史文物古跡的代表人物，是上文提及的工藝美術家莫利斯。1877年，他寫信給“藝術之家”，抗議修繕文物古跡中的愚蠢做法，并倡議成立民間性質的文物保護機構。

　　同年，溫布爾敦廣場附近的建于凱撒時期的羅馬軍營遺址遭到破壞，文物古跡愛好者和周圍的民眾表現出強烈的憤慨。此前，他們曾抵制了當地政府計劃在16世紀英格蘭內戰的戰場——納斯比戰役遺址旁修建一條公路。這些行動反映出英國民眾對民族遺產懷有的敬畏之心、知識群體的歷史責任感以及科學工作者的職業精神。

　　莫利斯等文化精英以筆為旗，堪稱是最早的文化志愿者。因其執著，最終催生了英國歷史上第一個古建筑保護學會的出現——“反對毀壞古建筑組織”。這是一個早期的英國民間文物保護組織，其宗旨是盡可能地保護歷史文物古跡的原貌。為此，它主張在修復古建筑的過程中盡可能“修舊如舊”，即保護故有建筑的古典風貌。

　　在古建筑保護學會成立的元年——1877年，全英40余座受損古建筑物予以注冊；50年后，在英國登記的瀕危建筑增加至10倍。進而，在1894年建立了保護文化遺產的全國信托組織；1937年又成立了保護喬治時期建筑的組織；1957年成立了保護文物民用信托組織。轉年組建了保護維多利亞時期建筑的學會。這些民間團體與學術組織的成立，推動了英國自工業革命以來對歷史文物的保護與研究，并在政府支持下擁有了更具體的職權。由此可見，具有公民意識的民眾與具有職業精神的知識群體，實際上是英國歷史文物古跡保護的中堅力量。

　　從作為公眾議題的《古代文物法案》到巴斯案例，以立法手段保護文物古跡

　　不言而喻，對文物古跡的保護，只有形成舉國上下相當程度的關注度時，才能演變成必要的政治議題。英國也不例外。英國保護文物古跡的志愿者協會意識到：最有效的工作還是去游說議會立法，通過法治手段，保護那些受“發展至上”理念所威脅的歷史文物，尤其是無人居住的非宗教建筑和教堂遺址免遭涂炭。

　　有鑒于社會賢達的大聲疾呼、民眾的普遍關注、民間組織的踴躍參與，英國逐漸形成保護文化遺產的強大社會力量，且不斷完善著各項保護機制。1832、1867、1884和1918年四項議會改革法案中，不僅擴大了選民們的選舉權，同時在議會論戰中也凸顯了“美學民族主義”主題。在此背景下，1876年，魯勃克起草了《古代歷史文物法案》。1882年，英國正式推出《古代歷史文物保護法令》。根據此法令，英國政府中的國家資產服務管理局被賦予古建筑或歷史文物的法人資格，并可使用國家資金修繕受損的文物。1900年，城鎮地方政府也被授予了相關的職權，其中包括：由政府監管的歷史文物古跡隨時對社會公眾開放的規定。僅兩年的時間，就有30多處重點保護的歷史文物古跡向社會開放，其中包括著名的倫敦塔與愛丁堡城堡。

　　除了立法外，20世紀初的英國還設立了歷史文物管理委員會，其主要職能是整理記錄各類歷史文化遺產以及建筑物的檔案。被列入保護名錄的著名建筑數量龐大，到1990年達40余萬棟。

　　文物古跡保護是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即便是幾棟有價值的建筑得以幸存，歷史文物保護依然難成氣候。真正需要保留的是綜合性的社會文化環境與歷史文化元素，而不獨是建筑布局、整體感，抑或是某個時代的建筑風格。在英國最經典的案例莫過于保護巴斯古城。20世紀40年代中葉，由于大氣污染和城市管理上的問題，巴斯不少建筑年久失修、岌岌可危。建筑群的修繕方案，幾經周折。最終，確定了優先保留建筑群體原貌。時至今日，巴斯仍不失為最具喬治時代建筑特點的古城，它既有歷史的輝煌也不乏現代之繁榮。巴斯古城是保護歷史文物的一個成功案例：在修復工作中，實用與審美相得益彰。巴斯成功的案例讓其他歷史名城紛紛效尤，其中尤以約克、斯坦福德為典型代表。

　　追溯英國數百年來文化遺產保護的進程，不難發現其特有的“英國模式”。即對歷史文化遺產的有效保護，有賴于全體國民文物保護意識的培育，更有賴于建立健全歷史文物保護法律機制的制度性安排。而社會予以公民組織化團體化的公共利益表達，勢必進一步推動政府產生更大的責任感，令其作出更加迅速、公正的回應。這正是英國為當下中國文化生態可持續發展提供的有益鏡鑒和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