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陳愉慶曾直截了當地問過父親：“你知道參加會議的是什么人嗎？有沒有想過，假如你的意見和領導、蘇聯專家相左，會引發什么樣的結果？”

　　陳占祥的回答是：“我當時根本沒有誰是什么領導的概念，也沒想過蘇聯專家如何。不管出席會議的是什么人，大家在學術上不是平等的嗎？蘇聯專家不過是友好鄰邦的客人，來跟我們一起討論北京的規劃方案罷了。我們想做的，只是讓北京的規劃最大限度地接近科學。所以，在蘇聯人發言后，大家一言不發，冷場了很久，我就不假思索地談出了自己和梁先生對北京未來規劃的意見。當然，我們的意見和蘇聯專家是完全針鋒相對的。”

　　誕 生

　　會議結束后，梁思成與陳占祥一致認為，北京的城市規劃事關一座千年古都未來的命運，作為規劃專家，他們責無旁貸。

　　經過反復商議，梁陳二人決定拿出一個具體的文字方案，全力以赴據理力爭。

　　事實上，在此之前，梁思成已經對北京未來的規劃有了初步的設想，他的觀點是，設計一個新的市中心，這樣可以保護北京古城風貌，這與陳占祥的觀點不謀而合。

　　然而兩人的分歧卻在選址上，梁思成認為應以早年西郊五棵松一帶日本“居民留地”為基礎，建設新中心。

　　“父親認為不能把新城建得那么遠，老城區和新城區隔離開來，應該有一個銜接，他建議把新市區移到復興門外月壇以西、公主墳一帶，使之成為老城西長安街的延伸和連接新舊兩城的紐帶。同時把釣魚臺、玉淵潭等建成新的公園和綠地，相當于老城內的三海之于故宮那樣；再把南面的蓮花池也組織進新的規劃中來，這樣，新行政中心就可以東連舊城，西接新市區的生活、商業、服務區，背靠海淀、香山等教育風景區，南向蓮花池和豐臺鐵路交通總匯，形成北京的第二條中軸線。”陳愉慶說。

　　令陳占祥意外的是，梁思成很快接受了他的建議。

　　1950年2月，長達二萬五千字的《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完稿，北京規劃史上著名的“梁陳方案”由此誕生。

　　“梁陳方案”首先指出行政中心位置的確定，已是北京都市計劃中迫在眉睫的頭等大事，并建議拓展城外西郊區公主墳以東，月壇以西的適中地點，有計劃地為政府行政工作開辟政府行政機關所必須足用的地址，定為首都的行政中心區域。

　　接著，“梁陳方案”以大量篇幅，陳述了蘇聯專家主張在內城建立新行政中心的的弊端。

　　針對蘇聯專家提出要在長安街沿線建設中央政府辦公大樓的設想，“梁陳方案”指出，這是“歐洲十九世紀的大建筑物長線的沿街建造，迫臨交通干道所產生的大錯誤。”

　　“以無數政府行政大廈列成蛇形蜿蜒長線，或夾道而立，或環繞極大廣場之外周，使各單位沿著同一干道長線排列，車輛不斷地在這一帶流動，不但流量很不合理地增加，停車的不便也會很嚴重。這就會基本產生歐洲街型的交通問題。這樣模仿歐洲建筑習慣的市容，背棄我們不改北京外貌的原則，在形體外貌上，交通系統上，完全將北京的中國民族形式的和諧加以破壞，是沒有必要的。并且各辦公樓本身面向著嘈雜的交通干道，同車聲塵土為伍，不得安靜，是非常妨礙工作和健康的。”

　　“方案完成后，梁先生和父親都有一種如釋重負的喜悅。”陳愉慶回憶說，“但是晚年時，父親曾向我感慨說，我們用十幾張圖紙和兩萬多字的建議書完成了一份使命，后來才知道，這是要用一生去承擔的責任。”

　　夭 折

　　“梁陳方案”誕生后，梁思成自費印發一百多份，送呈到中央人民政府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機關及首長處。

　　1950年4月10日，梁思成親自執筆寫了一封給周恩來總理的信，懇請總理能在百忙中賜閱，信中再三陳情“北京目前正在發展的建設工作因為行政中心區位置之未決定而受到影響。”

　　信發出的第10天，北京市建設局工程師朱兆雪和建筑師趙冬日發出了針對《梁陳方案》的戰書。

　　4月20日，他們寫出了《對首都建設計劃的意見》，大義凜然地支持蘇聯專家在舊城建立行政中心的計劃。

　　這場爭論逐漸升溫升級。

　　“父親一直以為是學術之爭的問題，但卻被一些人指責為是與蘇聯專家‘分庭抗禮’。‘梁陳方案’選擇的新行政中心位置，是‘企圖否定天安門作為全國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陳愉慶說，“從英國歸來不久的父親也完全弄不懂這是怎么回事，把行政中心遷到城外，并不妨礙天安門成為領導人檢閱群眾的慶典中心啊，這和否定天安門有什么關系？他曾為此大惑不解地向梁先生請教。”

　　梁思成比陳占祥清醒得多。

　　“父親只記得梁先生的一句話讓他怦然心動：‘無論水多深，我們都只能向前走了。’”

　　1950年10月27日，梁思成不顧重病纏身，又一次致信北京市領導彭真等人，再次呼吁早日確定中央行政區位置。

　　但是彭真卻告訴梁思成，北京城市建設的方針是“為生產服務，為勞動人民服務，為中央服務”。他還告訴梁，有一次毛主席在天安門上曾指著廣場以南一帶說，以后要在這里望過去到處都是煙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