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哈利法·扎耶德酋長決定要將一座未來的城市搬到阿布扎比城外的沙漠里。他將這座未來的城市命名為“源泉”（masdar）。這位雄心勃勃的酋長相信，只需要10年時間，他便能夠將這座6平方公里的城市建成。建成之后，這座零排放、碳平衡的城市將能容納4萬常住居民，5萬流動人口。這座城市一切交通將采用非化石能源。酋長相信，這樣一個決定，足以將這個他剛剛從父親手中繼承來的年輕國家推向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與阿聯酋經濟奇跡中誕生的許多宏大計劃一樣，最初的幾年里，“源泉”從各個方面都為世界提供了動力與信心。除了來自于環境組織的支持之外，“源泉”作為一個潔凈能源創新計劃，同樣也吸引了麻省理工學院、西門子、通用電氣、拜耳的關注。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也選擇將“源泉”作為其未來的總部。2008年，“源泉”的第一座建筑：源泉科學與技術大學（Masdar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破土動工，一年之后，第一批100名左右的學生與教授入住大學。但隨著2010年經濟危機開始，如同阿聯酋其他許多宏大的項目一樣，“源泉”也漸漸顯出了頹唐的景象。全部工程預算從最初的220億美元縮減到187億美元；工期從最初的10年，延長到20年；整個計劃的技術與金融領導機構也遭遇了巨大變動。

　　雖然“源泉”的夢想是建造一個世界上最大的零排放生態城市，但支撐這一夢想的除了來自哈利法酋長的意愿，便是來自阿布扎比的石油收入。倘若不出意外，阿布扎比的石油還能流淌92年。但這位62歲的酋長更希望，在這之前能夠為阿聯酋經濟找到一條更能持久的出路。哈利法酋長應當不會讓“源泉”像迪拜的世界島那樣，默默地被海水與風沙吞沒，但“源泉”夢想所遭遇的困難多少也揭示了新能源、低碳型經濟所面臨的窘境。

　　很難斷定“源泉”的衰落究竟是緣于經濟危機還是其本身大而無當的規劃目標。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盡管有著眾多國際大型企業及新能源基金的支持，“源泉”項目在從其啟動到目前為止所獲得的投資則全部來自于那位雄心壯志的哈利法酋長。業界的觀望態度似乎自始便伴隨著新型能源產業。的確，相比一個發展完善、歷史數據完備的傳統能源市場來說，新型能源的不確定性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投資者的進一步積極參與。畢竟對于投資者來說，與其花大價錢去期盼明天，不如著眼現在。隨著金融危機而不斷波動的國際原油市場固然可以打消投資者的信心，但同樣，對于資本雄厚且經驗老到的行家來說，市場波動更能帶來迅速膨脹的利潤空間。盡管有所謂“哈伯特頂點”（Peak Oil），傳統石油產業的增長似乎也并未受到太大影響。對于現實主義者來說，在石油領域的投資其政治價值更為顯著，經濟回報也更為快速。

　　石油產業龐大的資本面前，針對新型能源的投資實在顯得微不足道。彭博新能源金融報告（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顯示，2010年全球在清潔能源領域的投資達到了2430億美元，這其中的30%都來自于中國市場。太陽能發電以及水電的投資歷來占據著中國能源戰略的重要地位。中國境內不斷增長的太陽能板生產商囊括了世界將近30%的PV板生產總量。而新能源的快速發展，除了受到中國境內龐大的生產能力影響之外，更重要的，恐怕是源于政府的戰略支持。建立在政府支持基礎上的新能源發展，受到國際金融市場波動的影響較小。相比之下，雖然在上臺之初，基于未來戰略考慮與其自由主義姿態的影響，奧巴馬-拜登政府便公布了一項金額高達1500億美元的新能源投資計劃。預期在未來的10年內，將10%的能源消耗轉化為新型能源。但對于投資者來說，這10年的保證似乎并沒有什么實際意義。天然氣與新能源基金指數從2009年奧巴馬上臺開始，一路下跌。對于金融市場來說，對于未來的保證遠不及眼下的利益有說服力。無論是否面臨金融危機，投資者都并不對新能源市場有太多信心。

　　新能源投資，與其說是經濟，不如說是政治。對于阿聯酋來說，石油產業幾乎是這個國家唯一的經濟命脈。但是相較于鄰國伊朗、沙特、科威特來說，阿聯酋集中于阿布扎比的油田簡直就是小得可憐。而這個沙漠中的國家能源消耗量驚人，人均碳排放量已達到38噸/年。在所有石油輸出國組織當中，也許阿聯酋是最需要擔憂“哈伯特頂點”的國家之一了。與“哈利法塔”、一級方程式賽道、謝赫·扎耶德大清真寺不同，投資“源泉”的戰略意義要遠遠大于其象征意義。對于阿布扎比來說，能否持續保持其地位的關鍵便在與它是否能夠最終找到更為多元化的經濟發展方向。這也許就是“源泉”在幾經挫折之后，仍舊在阿布扎比政府的支持下，繼續發展的重要原因。

　　人們討論采用新能源的重要性，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對于全球氣候變暖問題的認同。而使用化石能源產生的溫室氣體，則被普遍認為是目前全球氣候變暖的主要人為因素。但是在現代政治環境下，全球大災變的警示或許更像是一種理想主義政治。而理想主義在現實主義的政治環境下，則顯得分外弱不禁風。氣候問題被政治化應當開始于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通過碳排放指標，氣候得以在政治領域內被量化。苛刻的碳排放指標以及針對碳排放量所附加的賦稅又進一步迫使企業開始著手尋找解決方案。

　　雖然中國的東灘，阿布扎比的“源泉”并不算是新能源利用的成功范本，但由這類生態城市項目的興衰，我們至少能看到新能源在未來一兩個十年內的大體走向。歸根結底，新能源問題仍舊是地緣政治。雖然在其開發與商業化運營的過程中，牽扯政府機構、研究單位、企業工廠、金融資本等多方面因素，但投資者大多對新型能源持極其謹慎的態度。相比傳統能源產業，自由主義經濟市場化的色彩在新能源領域并不濃厚，反而更能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是政府基于國家利益角度進行的戰略決斷與資金資助。至少在目前經濟危機的情形下，這樣的全球博弈結果，對于新型能源未來發展來說，卻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作者系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