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者：吳良鏞

　　■演講主題：縱論北京歷史名城保護與發展

　　■演講地點：國家圖書館

　　■主辦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演講者小傳

　　吳良鏞，１９２２年生于江蘇省南京市。１９４４年畢業于重慶中央大學建筑系，獲工學學士學位。１９５０年獲美國匡溪藝術學院建筑與城市設計專業碩士學位。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一級注冊建筑師，國家注冊城市規劃師。現任清華大學建筑與城市研究所所長，清華大學人居環境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

　　■兩院院士、著名建筑學家講述北京舊城保護方案的城市定位

　　■指出北京舊城保護面臨的困境，及走出困境的辦法

　　■北京要終結“同心圓”模式，形成多中心的城市新格局

　　北京城是千百年來中華民族的心血所凝聚的瑰寶，是世界上擁有世界文化遺產最多的城市。保護好舊城及其遺產，具有偉大的政治文化意義，也體現了世界的期望。北京,還是國際、國內、本市多種多樣活動的中心，上千萬人民生活于此，是充滿活力的大城市。因此，城市本身具有“保護”與“發展”的雙重任務。因此，北京城市規劃發展必須用最高的標準，體現先進的科學、先進的文化。

　　北京是世界上僅有的將城市規劃學、城市設計學、風景園林學與建筑學融成一個體系，凝聚在一個城市中的杰作。

　　■北京歷史名城價值的再認識

　　（一）北京城的歷史價值

　　從中國城市發展史來看，北京可以稱之為“中國古代都城的最后結晶”。秦、漢大一統政體初建，秦咸陽、漢長安還不能在都城建設上有太完善的規劃，東漢洛陽開始有軸線的布局，至曹魏鄴城，宮殿與居民區全然分開，宮前建有宮門，主殿面對長街，在宮前長街兩側集中布置衙署等。后世歷代都城既有繼承，又根據具體情況有所發展，唐宋變革，文化繁榮，商業發達，都市生活豐富，延至元明清，都城形制更趨成熟。從世界城市發展史來看，北京是少數最大的城市之一。有學者統計，從1450年到1800年間，除東羅馬的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在1650年到1700年間一度領先外，北京一直是“世界大城市之最”，直至1800年才為倫敦的崛起所取代。因此，有西方學者稱“北京是一個偉大文明的頂峰，一個卓越的紀念物”，這句話北京是當之無愧的。

　　（二）北京城作為設計典范的價值

　　從建筑學的意義看，北京是世界上僅有的將城市規劃學、城市設計學、風景園林學與建筑學融成一個體系，凝聚在一個城市中的杰作。世界上只有局部的例子，但從沒有像北京這樣全面而完整。現代中國，其他古都均消失了，僅僅留下了一些痕跡，而在地面遺存中，北京是惟一最集中、最完整的范例。歷史上北京舊城也有過破壞與變化，主要是改朝換代人為的，但之后都得到了修建并恢復其完整性。

　　過去１００年，在激烈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變遷中，中國對傳統文化的否定是史無前例的。近半個世紀來，除了少數學者對北京的歷史發展研究做出獨特的貢獻外，我們對北京城市規劃光輝歷史價值的研究和貢獻顯然太少了。宣傳、保護力度太不夠了，這是我們建筑學人引以為不安的，甚至是痛心的。

　　都城作為首善之區，在建設思想、規劃設計科學與藝術上首先應堅持最高標準，立于世界都城之林。今天尤其不能喪失對這個歷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價值的基本認識，我們眼見北京城在這個大發展的洪流中日受影響，仍然需要堅定不移地相信它的文化魅力，在今后發展中精心地繼承和發展它的精華。

　　解放初期，“梁陳方案”在當時的情況下未被采納。現在舊事重提，目的重在進一步明確過去被忽略了的、未被理解的基本原則。

　　■對“梁陳方案”的再評價

　　討論建國初期規劃，不能回避“梁陳方案”問題。我無意為其翻案，但是它內在的核心原則，今日仍有闡述的必要。因為“梁陳方案”所遵循的本是歷史名城規劃的普遍原則，其價值在于符合“保護歷史城市另辟新區擴建”這樣一個規劃建設的基本方式。建設新區對于城市發展來說既省錢，又具有相對較大的自由度，可以避免陷入原有城市的復雜矛盾之中。因此，幾乎成為中外歷史上城市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基本規律。

　　從中國城市建設的歷史看，傳統城市的發展有放棄原有城址另覓新址的，如唐長安城放棄漢長安舊址；有呈同心圓式向四周擴張的，如后周汴梁及宋東京（開封）；也有更多的城市采用在原地的一側另辟新區擴建的，如明南京建都之初在原有城市基礎上向東發展另辟皇城區；元世祖忽必烈另在當時東北郊另經營新城，即元大都。這種新區偏向舊城一側發展的形式，其優點在于對原有城區無須做太多變動，而新區的發展可以根據現實的需要，布局較主動。

　　從世界城市建設的歷史看，國外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例如：巴黎在保護舊城區的同時，一方面加強周邊新城的規劃建設，并在２０世紀７０年代起城市主軸線繼續向西延伸，規劃建設了德方斯商務金融區。另外，羅馬在２０世紀４０年代起規劃建設了新城，倫敦在８０年代起規劃建設的道克蘭濱水碼頭區等，都對于原有舊城區的保護起到了重要作用。

　　從建國開始，是采納“梁陳方案”另建新區，還是“以舊城為中心發展”是北京城市建設的兩種方式、兩種途徑。由于當時方案的形成極為倉促。而“梁陳方案”在當時的情況下未被采納。現在舊事重提，目的重在進一步明確過去被忽略了的、未被理解的基本原則。

　　對于北京這個文化古都，從建國開始至今都存在著“保護與發展”這一基本矛盾，并且矛盾越來越尖銳。如果這兩者基本上不在同一空間上發展，矛盾就會簡單許多。

　　對此，包括對“梁陳方案”，從來未作認真的總結，而是回避矛盾，避免觸及，甚至相當一個時期以來成了學術上的禁區。

　　■需對過去的實踐作科學的反思

　　建國５０年來舊城基本的矛盾就是企圖在同一空間上既要保護舊城，又要建設現代化的城市（對現代化從來理解不一，對舊城就更莫衷一是）；既承認它是偉大的遺產需要保護，又強調要改造，還期望“現代化與歷史名城交相輝映”等等，理論上似很辨證，幾十年來的實踐結果卻矛盾重重。對此，包括對“梁陳方案”，從來未作認真的總結，而是回避矛盾，避免觸及，甚至相當一個時期以來成了學術上的禁區。這在過去“左”的路線下并不難理解，但為此付出的代價卻太大了。

　　城市規劃是經驗的科學，是基于實踐，理性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聯系歷史，認識現實，預測未來的科學。如果對過去的實踐不作科學的反思，則是非不明，也就難于正確發展——這正是我們的城市規劃學術發展緩慢的原因之一，當然這種情況本是全國的現象，由于首都的特殊性，涉及歷史人物的特殊性，過去難以正面觸及，但現在應該實事求是地加以總結了，而且已不難總結了。

　　回顧歷史，在過去50年，北京舊城遭受過三次大拆改：

　　第一次拆改是建國初期的20世紀50年代，延續至60年代徹底拆除北京城墻。

　　在否定“梁陳方案”、北京總體規劃確立“以舊城為中心發展”新首都后，在一些當時的公房、王府和保存最好的四合院安插各級行政辦公機構。隨著各種機構發展增大，不得不接二連三地再拆除舊建筑，并擇地添建。現在有的地方面目全非，甚至已遺跡無存。但在當時，矛盾并不顯得特別尖銳，因為這些房子多隱藏在城市街坊內部，一些拆改限于當時財力水平，規模與尺度較小，早期撥地也比較謹慎，主要矛盾是一些最重要的歷史文物建筑和最顯眼的公共建筑的變動。隨著每一次的大改動，必然有一番爭論。

　　第二次拆改是改革開放至２０世紀末。

　　城市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建設量大增，建筑高度失控，舊城中出現東方廣場、金融街等巨型建筑綜合區。問題逐步顯得嚴重，且日趨嚴重。

　　法國巴黎有個發人深省的例子，在舊城蒙帕納斯火車站附近蓋了一幢高層建筑后，受到紛紛指責就公認失敗不再蓋了，因此，巴黎舊城內就留下了幾乎是惟一的一幢高層建筑。

　　正由于我們沒有及時總結經驗教訓，陷入盲目性，錯誤總屢犯不止，“學費”屢交不止，這就是問題所在。

　　第三次拆改是在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３年的危舊房改造。

　　明確摒棄“攤大餅”式的模式，從“中心大團”跳出來，尋找出“兩軸兩帶多中心”的結構形式。這是對原有的城市結構的突破。

　　■北京城市空間發展——“走出同心圓”

　　（一）力解北京城市發展的困境——“攤大餅”與“聚焦”

　　在首規委邀約下，２００２年清華大學在過去研究基礎上進行北京城市空間發展戰略研究，對北京城市建設中存在的“中心聚焦”和“攤大餅”發展模式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和分析。

　　北京作為中國首都，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步地聚集了許多功能。這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在中心城區聚集的功能太多，而且多聚焦于歷史文化精華地區，同一空間中安插多種多樣的功能，導致歷史風貌不斷喪失；交通壓力與日俱增；規劃綠地不斷被占；環境壓力日趨嚴峻。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北京城市總體規劃所確定的“環形加放射”的空間布局結構模式，在建國初期城市規模不太大的情況下，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是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北京進入城市化加速發展階段以后，已不再適合。

　　（二）走向“兩軸兩帶多中心”的新模式

　　兩年來，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及有關職能機關的努力下，在中規院、北京市規劃院和清華大學的共同參與下，空間戰略研究及總體規劃修編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概括說來，即明確摒棄“攤大餅”式的模式，從“中心大團”跳出來，尋找出“兩軸兩帶多中心”的結構形式，即在中心城繼承發展城市傳統中軸線和長安街沿線十字軸，在其外圍構建“西部生態帶”、“東部發展帶”，并在市區范圍內建設不同的功能區，構筑以城市中心與副中心相結合、市區與多個新城相聯系的新的城市發展模式。“兩軸兩帶多中心”結構形式的獲得，是對從建國初確定下來、近２０多年來已顯困境的城市結構在城市形態上的一次突破。

　　現在可以說找到“走出同心圓”的路子，對困擾北京發展問題的解決有了轉機，舊城的疏解有了可能，但還不能說舊城的問題已經得到解決。

　　在這大好時機，我們應轉換思維模式，采取有效措施，進行“整體保護，有機更新”，通盤解決北京舊城保護的難題。

　　■如何保護、整治“圓心”？

　　（一）舊城的現實困境

　　北京舊城歷史文化環境局部雖有所改善，但多少年來整體環境持續惡化，并已趨于嚴峻的地步。這是不爭的事實：

　　北京舊城已有一半以上的建筑空間被完全重建；北京舊城的歷史性建筑損毀過半；北京舊城胡同數量急劇減少，目前只剩下４００多條；北京的建筑文化特色之一——舊城傳統的空間輪廓線正日復一日地遭到大批涌現的新建筑摧毀，已出現多座高度超過１００米的高層建筑；從１９９０至２００３年，舊城過度開發，商業過度密集和交通擁堵的地區；北京舊城的道路被一再拓寬，傳統街巷整體格局被改變，城市肌理被破壞，大量歷史性建筑與古樹名木在道路拓寬過程中被清除。

　　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二）直面矛盾，化解困境

　　面對現實的困難需要找出解決之道，北京舊城保護的矛盾聚焦在體制和利益方面。

　　1.北京舊城的管理體制分散，難以促成統一的舊城保護控制與協調發展。各單位、各部門基于局部利益謀求發展，一再想方設法增加舊城的城市功能和建設量，隨之而來的是人口、交通和環境負荷的增加。如此惡性循環不已。

　　2．法律保障無力。在北京舊城保護中，有法不依和無法可依的情況都很嚴重。常常是拆毀舊城歷史性街區的一方得到法律的有力支持，而主張保護的一方卻因得不到應有的法律支持和政策保障而敗下陣來。

　　3．利益集團作祟。北京舊城的保護與發展因缺乏資金，現已走入一個利用大規模房地產開發籌措資金的誤區，其結果是與虎謀皮，事與愿違。

　　幸而我們看到形勢在改變，北京歷史文化保護問題得到胡錦濤、溫家寶同志批示，充分反映了領導同志的重視。北京舊城保護應該視為在新的“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實現科學與人文復興的一面旗幟！《北京城市空間發展戰略研究》業已獲國務院充分肯定！

　　在這大好時機，我們應轉換思維模式，采取有效措施，進行“整體保護，有機更新”，通盤解決北京舊城保護的難題。

　　偉大的歷史轉折，此其時矣！

　　危舊房改造與古都風貌保護必須“雙贏”、“兼顧”，這是比較好的提法，具體情況當然看具體條件而定，總之，任何一方都不能偏廢。

　　■舊城保護規劃的原則

　　對于歷史名城規劃工作者來說，應該認識到不能僅就保護論保護，要貼近人民，要深入生活，尋找出路，提倡創造性地開展工作。１９８７年菊兒胡同危房改建開始時就是清華大學的幾位研究生走街串巷，與居民交談，從試圖“建立住房合作社”起，激起居民的熱情，繼之發現一個已呈破舊的“家廟”大雜院“４１號院”，建議加以改造，基于創造性的探索，最后得到區、市及有關部門的領導的支持，較快得以實施，并以良好的規劃設計質量不斷得到國際國內的好評與獎勵。

　　有媒體曾報道，市政協第十屆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關于加強危舊房改造與古都風貌保護工作》的議案，指出“危舊房改造與古都風貌保護必須雙贏”、“兼顧”，這是比較好的提法，具體情況當然看具體條件而定，總之，任何一方都不能偏廢。這也是在本次總體規劃修編中擬加以進一步明確之處。

　　舊城保護有著這么四個原則：

　　積極保護的原則——根據前述，可知舊城面臨的種種問題非常復雜，盤根錯節，非常棘手。但在這方面不能喪失信心、畏難或退縮。

　　整體保護的原則——原有北京城的規劃藝術價值就在于它的整體性，它既嚴謹對稱，又有城市及河湖水系山巒林木穿插其中，各個建筑物相輔相成，形成宏壯美麗的整體環境。歷史文化資源和自然景觀實行審慎的整體協調。

　　循序漸進、有機更新的原則——要承認舊城是有機體，需要不斷地新陳代謝有機更新，但這種改進尺度不能太大，需要量力而行，做小規模改建，而不是“加速進行”一蹴而就。

　　瑞典前駐華大使曾在一篇文章中，表達了他對北京舊城保護的看法：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歐洲在城建方面犯過大錯。我的故鄉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就是這樣。把成片１７、１８世紀的老房子紛紛拆除，蓋上高高的寫字樓、購物中心、停車場、寬街新路。現在９０％的斯德哥爾摩人認為這樣干是大錯特錯，原來是老房子的地方現在都冷冷清清，了無生氣。

　　多虧當時還有一些熱血之士，大聲疾呼，大力抗議，結果城中一塊歷史較為悠久的地區幸免“現代化”，保存了下來。這個地區就是現在的老城。

　　今天如果去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老城，就可看到它是最有品位、人氣最旺盛、最有畫意的地方。即使從附近的島嶼遠遠望去，它在一群現代化的建筑群中間就像一組仍然有青春魅力的花簇。

　　“以人為本”的原則——妥善解決中低收入居民的生活居住問題。在加強保護的前提下，通過有機更新的方式逐步改造危房和市政基礎設施，消除安全隱患，提高生活質量。

　　要把舊城看作“有生命的整體”，即使是要精心保留的文物建筑，也不能當作“木乃伊”，而要盡可能地實現舊建筑再利用。

　　■舊城保護的規劃對策及設計

　　（一）舊城保護的規劃對策要注意三點：

　　1.整合過去舊城保護的規劃設想。需要整合的方面包括：皇城保護規劃；中軸線保護規劃；三十片歷史文化保護區的保護；其他“敏感”地區的規劃等。

　　2.舊城整體保護策略。下列問題仍需重申：保護北京特有的“胡同—四合院”鄰里居住，對歷史上歷代的典型街坊與四合院遺存應專立保護區。對街坊整治，不只是改建合院建筑，宜延伸至“胡同四合院”體系與形態。

　　3.制定適應舊城歷史文化保護的交通政策。制定適合舊城歷史文化保護的交通政策，嚴格控制舊城內機動車數量，完善公共交通、自行車交通和步行游覽系統。對舊城保護的一些重大問題（如中央行政區規劃問題，地下交通、有軌交通、交通樞紐與節點的定位與改造等）進行綜合研究。

　　（二）舊城保護要有更明確的不易被誤解的原則：

　　首先要把舊城看作“有生命的整體”，即使是要精心保留的文物建筑，也不能當作“木乃伊”，而要盡可能地派上適當的用途，即所謂舊建筑再利用。整個舊城更不能成為“博物館城”。

　　其次是城市設計原則。的確，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梁思成有關民族形式的看法，有它偏頗的一面，但后來論者以為一談及傳統，就是要大屋頂，就是封建，于是就要反封建……這不是科學的態度。

　　我們需要認識到北京是“有規劃的整體”，這整體的美的可貴之處在于它的“整個體系的秩序”，而它的“秩序之美”是建立在“建筑、城市規劃、園林學……”等綜合的基礎上，“具有傳統活力的，最特殊的藝術杰作”。正因為如此，在舊城內就需要將多種保護規劃的方案在“整合”與“創造”的基礎上，形成所謂“城市設計總體方案”。

　　第三個問題要解決“保護區”范圍以外怎么辦的問題。

　　——在保護區四周應設立緩沖區（如故宮、天壇等）。緩沖區大小，應視環境條件而定。

　　——在緩沖區中，有些重要建筑的四周也應設立緩沖區，如白塔寺這類建筑，還需要在塔的四周有更大的空間以展示白塔的造型美，顯現其特色，緩沖區更宜擴大范圍。

　　舊城一定要保住，不能因畏難而退縮。建成區內不宜再進行重點建設。集中力量建設“東部發展帶”，實現城市建設重點的戰略轉移。

　　■珍惜這最后一次機會

　　城建體制改革雖萬般困難，最后的舊城一定要保住，不能因畏難而退縮，我們要加緊工作，珍惜這最后一次機會。北京舊城仍然處于十字路口。

　　舊城保護的問題還需與中心城、新城建設統籌解決。

　　城市是一個有生命的整體，北京城仍在茁壯成長，生機盎然。特別是2008年奧運會更是帶來難得的歷史機遇。將北京的發展引入了“科學與人文”的正確渠道。從另一方面看，如果將北京的舊城比作心臟，由于不堪重負，它顯得肥大，血脈由于交通的堵塞而痙攣，必須“辨證論治”。舊城要減負、疏解，要轉變功能……已不能再就舊城論舊城了，舊城的問題需與中心城、新城建設統籌解決。

　　（一）整治、完善“市區建成區”

　　北京建成區是半個世紀以來“攤大餅”式快速擴展形成的，由于城市發展倉促，受當時建設條件、規劃設計水平所限，城市空間環境質量參差不齊，缺乏內在的整體性與特色。因此，需要有選擇地、分步驟地、審慎地進行“重構”，逐步對環境做必要的整治和完善。

　　在舊城外有條件地區適當改建，提高密度，節約出更多的發展空間與綠化空間。

　　完善基礎設施，提高建筑質量，增設交通樞紐，理順步行路線，開辟綠色走廊，改善生活環境，在重點地區，營造優美而富有魅力的城市公共空間。滿足多種多樣的文化活動的需求。

　　利用并改造舊建筑（例如對酒仙橋地區舊廠房，改造成為美術中心、公共服務設施等），既節約資源，又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文化環境。

　　（二）積極發展新城，實現城市結構的戰略轉移

　　建成區內不宜再進行重點建設。集中力量建設“東部發展帶”，實現城市建設重點的戰略轉移。

　　１.將舊城內一些行政辦公機構適當遷出，相對集中建設，既可達到高效和安全，又可為舊城“減負”，應考慮建設新行政區的可能。即使在“大本營”仍然在原地的情況下，基層職能部門與附屬部門也可以逐漸疏散出去。

　　２.舊城功能調整與新城建設規劃配套進行，舊城內的一些服務設施如甲級醫院、示范性高中等，在舊城內不宜再發展，而應進行一定疏解，形成新城的中心設施以推動新城的發展。

　　３.北京市政府機關作為表率可率先部分遷出舊城，以帶動修編后的規劃實施。

　　（此文為“部級領導干部歷史文化講座”系列之一，該系列由北京時代華語圖書公司整理結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