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國際景觀設計師聯盟（IFLA）東區會議今年五月在悉尼舉行，來自澳大利亞國內外的學者專家討論時間和改變對建造環境相關學科和專業的意義，及其對當代社會和當代景觀的作用。我們就景觀設計的實踐和理論研究，向大會的主旨報告人之一的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院長俞孔堅教授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請他分別回答，以使與會者對此次會議有詳細的了解。

　　LANDSCAPE：什么地方、什么項目或是什么人對你的職業生涯影響最大？

　　俞孔堅：我的童年在中國一個美麗的農村度過，是它深深的影響了我對景觀和景觀設計的看法。那是一個很普通的村莊，沒什么特別，大家過著普通的農耕生活。但對于我來說，那是一個“天地－人－神”完美結合的地方。我長時間的徜徉于小溪岸畔，茂盛的垂柳和灌叢綿延兩岸，護衛著這片土地不受侵蝕；水牛在溪畔咀嚼嫩草，我在溪水中捕魚。這成為了我后來設計中的溪水原型。我曾在田間耕種、灌溉，穿梭于稻田和莊稼叢間，這些經歷影響著我對土地、尺度、色彩和肌理的理解。

　　我的“人性場所”的想法就是來源于這樣一種景觀模式：村落圍繞一個村民的戲臺廣場分布，在邊上設有公共的磨坊，爺爺在古老的樟樹下講述動聽的故事，石拱橋旁的祠堂祭祀著祖先——所有這些都是充滿著意義和實用性的景觀。

　　LANDSCAPE：你最喜歡哪些景觀設計項目？

　　俞孔堅：有兩組項目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對景觀設計及關于好的景觀設計的評價標準。一組是水利工程的景觀：靈渠和都江堰。這是兩處擁有2000年歷史的古代水利工程，今天仍具有為大眾服務的實用功能。它們展示了人類如何用最簡單的技術和最少的人力征服強大的自然，以滿足自身需要，而不破壞自然的過程和美麗。這種技術其實就是使自然與人類文化得以協調，從而保證工程的持久、耐用、美麗和具有灌溉的實用功能。

　　另一組景觀是理查德哈格的華盛頓西雅圖煤氣廠公園和彼得?拉茲的德國北杜伊斯景觀公園。這兩個作品保護并利用舊的工業遺址，展現了強調曾經是為了功能而非美而設計的景觀，展示了如何讓曾經實用性的景觀在被廢棄后而成為美的景觀。這兩個當代的設計極大的改變了人們對于文化遺產的觀點和看法。

　　我們需要重新認識那些具有實用性的景觀，或是過去具有實用價值的景觀的意義和價值，正是這些作品給了我許多設計的靈感！

　　LANDSCAPE：舉個例子說說景觀產生的好的環境效應。

　　俞孔堅：沈陽建筑大學的校園設計就是這樣一個例子：設計師們為景觀賦予了更多的實用意義，是一種生產性的景觀，從而產生良好的環境效應。

　　中國快速的城市化進程正吞噬著大片的土地。中國有13億人口，土地資源、糧食生產和土地的可持續性是中國面臨的最大的問題，也是景觀設計師們所要關注和要致力去解決的問題。

　　我們在沈陽建筑大學的校園設計中使用了水稻和其他鄉土作物，以保持土地的生產力，并開拓了其他新的、作為校園和城市的實用功能。這項設計力圖提升那些遠離鄉村、久居城市的年輕一代對土地和農耕的關注，同時，它表明，只要通過精心的設計和管理，廉價而富有生產性的農業景觀也能提供美麗而實用的空間。

　　LANDSCAPE：景觀設計師應如何應對嚴峻的環境問題？

　　俞孔堅：半個世紀以前，HideoSasaki就曾指出“景觀設計師站在了岔路口，一邊指向幫助人類建造美好環境的康莊大道，另一條則通向化妝和從事皮毛小事的非明智選擇。”不幸的是，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除了極少數個例，景觀設計師們都紛紛參與到了“化妝運動”的行列里。而他們本來應該能夠擔負起更大的責任，比如防洪、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文化遺產、城市化和土地資源的管理等。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公眾及學校教育對景觀設計師職業的不明確，還把它混同于傳統的園林專業。造園藝術豐富的思想積淀和歷史文獻，并不能幫助景觀設計學在當代實現它更崇高的使命。我們必須需鮮明地指出：現代的景觀設計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風景園林的“繼承和發揚”，當然更不是風景園林本身，也主要不是源于造園藝術，如果說起源的話，當代或者未來的景觀設計學更多的來源于我們祖先們的生存藝術，如防洪、安居和耕種的實踐。而園林藝術是對這些生存藝術的虛構和背叛，在當代的城市與環境建設中，其害大于利，如果不清醒地認識這一點，景觀設計學科便難以擔當歷史賦予的重任。

　　LANDSCAPE：你認為景觀設計學未來面臨的主要挑戰和機遇都有哪些？

　　俞孔堅：城市化、全球化和物質主義的泛濫，迫使景觀設計師未來必須面對三大挑戰：

　　第一，人類的生存問題。較之以往，當代世界有更多的人要面對災害，環境惡化和增加的人口及資源短缺帶來的問題。東南亞的海嘯、美國新奧爾良的卡特里娜颶風，以及中國及世界各地每年數不清的洪水災害就是例證。中國660多個城市中的三分之二都缺水，城市里和郊區的所有河流幾乎都受到了污染。以土地當作一個媒介和載體，景觀設計師們其實有很多機會，可以在這一關鍵時期、以明智的方式重建人與自然和諧的關系。

　　第二，民族和地域文化身份的問題。景觀設計在解決此問題上的優勢在于它與自然緊密的內在聯系以及它和農業傳統深厚的淵源關系。由于城市化和全球化太過迅速與兇猛，所以必須采取“反規劃”策略進行土地與城市的設計，也就是說，在土地開發建設規劃之前，景觀設計師和規劃者們就必須設計一個生態基礎設施以保護生態環境和文化遺產，以此來保障和重建文化身份。

　　第三，保護和重建我們的精神家園。世界范圍內物質主義泛濫，在當今的中國尤為明顯。那些使土地詩意的、蘊藏著豐富文化內涵的景觀和元素，日益淪為了商品。在這過程中，我們逐漸失去了與土地的聯系，也失去了現實世界與未來世界的聯系，而這些聯系正是景觀設計學應該奮起保護和重建的。

　　引用國際景觀設計師聯盟主席MarthaFajardo女士的話：“景觀設計是未來的職業”。它的光明未來取決于我們如何將土地作為自然、文化及精神過程發生和相互作用的界面和媒介，重建“天地－人－神”和諧的世界，而這樣的未來只給有準備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