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善良得機遇，讀大學、搞科研、當領導

　　“那么您是怎樣成為工程師，并升任植物園領導的呢？”記者問道。

　　“這主要是兩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善有善報、上了大學。”張總繼續道：“文革中，北京植物園書記、副主任，被紅衛兵揪斗，紅衛兵們對書記又打又斗，十分野蠻。我當時雖然是工人，但也因有臺灣海外關系，說話有所顧慮。但我還是顧不得個人可能會引火燒身，勇敢地站出來為書記說話。我對紅衛兵說，我們植物園的書記是老八路，是抗日英雄，他為了殺鬼子，身上負了許多傷。患難見真情，書記對我十分感激。文革中期，園林局辦了一所‘西山風景區721大學’，書記就送我去脫產學習了二年。許多721大學后來國家未承認學歷。但園林局辦的這所721大學非常正規，首先是教師都是北京著名大學的知名教授；再則，教學有教材、有教學大綱、有教案、有考試成績記錄。因此國家在對學員進行了一次補考后，便承認了大學學歷。”

　　“‘善有善報’是一個合情、合理、合道義、合人本性的最高尚的準則。這一準則在您身上再一次得到了體現。這是您做一個善人、行善事完全應該獲得的回報。”記者真誠地說道。

　　“我今天能取得一些成績，除了自學外，我必須衷心地感謝那些教我知識的老師，沒有這些老師，就沒有我的今天。”張總說道。

　　“吃水不忘挖井人，您是一位知恩、感恩，有情有意的人。”記者說道。

　　“回想當年這些大學老師教我們的日子，一切情景都歷歷在目。”張總繼續道：“我當時負責接送老師來上課，學校的交通工具只有一輛摩托三輪小貨車，連坐椅都沒有，老師就坐在放在車廂里的小板凳上，一路顛簸來到學校。中午就是兩個大菜包子外加一碗湯。當時我們也只有這樣的物質條件了。雖然條件很差、很艱苦，但老師們為能教上書、發揮自身知識的作用都很滿足。這些老師雖然都是北京林大、農大的有名教授，但由于在文革中，沒有人重視知識，也沒有人尊重知識分子，許多老師一直在干校勞動，他們剛剛從外地干校回到北京，因此有書教就讓他們非常高興。”

　　“那另一方面呢？”記者問道。

　　“另一方面主要是靠自身的努力與才能。”張總繼續道：“當時植物園的元寶楓樹出現了一種怪病，樹的葉子很快枯黃、卷曲、脫落，樹葉落光，造成樹也枯死，不管怎樣向樹葉上噴藥都無濟于是。”

　　“肯定是一種害蟲造成的。”記者說道。

　　“關鍵是這種害蟲叫什么學名，它有什么特點，怎樣才能殺滅它。”張總繼續道：“為此我請教了我的老師楊教授。楊教授看了之后對我說，這是一種細蛾。但這種細蛾叫什么，有什么特性，怎樣殺滅它，他也不得而知。于是楊教授又向我推薦了中國小蛾專家、權威劉友橋教授。劉教授對我說，他剛好因公要去英國，他到大英博物館查一下，看看有沒有這種細蛾。若沒有，那么這就是一種人類尚未發現的新害蟲。”

　　“后來的結果如何？”記者急切地問道。

　　“后來的結果是，這果然是一種人類尚未發現的新害蟲。”張總繼續道：“為此，植物園設立了一個科研課題，經過研究，我發現這種新害蟲是藏在嫩葉中萌發的，當技術人員發現元寶楓樹的葉子開始發黃、卷起時，害蟲此時早已逃跑了。而這時園林工人再全力向樹葉上噴藥，所做的就完全是無用功了。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收獲卻是零，這就是科學研究落后與生產行為所造成的必然結果。”

　　“那么您后來是如何完成這一科研課題的呢？”記者問道。

　　張總認真地回答道：“經過耐心、細至的實地考證、觀察，我發現這種害蟲在上樹來到樹葉之前，都集中躲藏在樹近旁的草叢中，但此時很難引起人們的注意，也很難發現它。因為此時樹葉還是一片茂盛興旺，誰會在一棵生長很好的樹上尋找害蟲呢？因此，發現了新害蟲的這一規律后，抓住這一大好時機，向草叢中集中噴藥，就可以一舉將這種新害蟲完全、徹底消滅掉，且消滅辦法十分簡單、方便、容易推廣，實現了省時、省力、省錢的目的。”

　　“這項科研成果十分重要，不僅發現了人類所不知的新害蟲，關鍵是還找到簡捷易行了解決辦法。我相信這樣的科研成果一定會獲獎。”記者說道。

　　張總笑著高興地說道：“獲得了市政府科技一等獎。這是我個人第一次獲獎，也是北京植物園獲的第一個科研成果獎。由于我當時還未拿到大學文憑。我的文化程度還是初中畢業，因此我的工程師職稱，完全是靠這個科研成果獎獲得的。因為人事部門有國家文件，只要獲得一定層次的科研獎，評工程師職稱時不必考慮學歷。正是有了工程師職稱，我才符合了中央剛剛才開始提出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領導干部四化的要求。‘年輕化’，當時我還才37歲；‘知識化’，我之后拿到了大學畢業文憑；‘專業化’，我有了工程師職稱。”

　　“您怎么未提‘革命化’呢？”記者問道。

　　“您這個問題又提得很及時。”張總回答著，繼續道：“我當時還不是黨員，不符合當年‘革命化’的要求。但事情說來也巧，中央此時有了新文件，直系親屬在臺灣的也可以入黨了。我姐姐1952年就成為了預備黨員,53年中央就做出規定，有臺灣直系親屬關系的暫停批準入黨。這一停就是整整30年，直到1983年才恢復她的黨籍，并讓她補交了30年黨費。我25歲申請入黨，也直到這個文件下來后37歲才入了黨。入黨后我就完全符合領導干部四化的要求了，于是我很快就被提升為北京植物園副主任。”

　　“您的經歷很有傳奇色彩。一個植物園初中生工人，在艱苦體力勞動中不僅干得十分出色，還利用業余時間勤奮自學、專研技術，并不圖所報，只是善良本性樂于助人，卻無心插柳柳成行，恰恰好心得好報，讀了大學、得到名師良友的真誠幫助，成長為一位有知識、懂專業、有豐富實踐經驗的領導干部。”記者說道。